爱日斋丛抄 宋·叶釐-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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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今其书曰：“道之为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内足，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农之所以长也，尧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加多矣，请者加多，则是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又将自以为多矣，是之谓重塞之国。上有讳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祸起於愿治也。夫有欲为愿治之心，而获重塞之祸，是以臣愚，以为国不足为也，事不足治也。昔有道之世，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核实，官庀其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神农曰：‘若何而和？万物调三光。’尧曰：‘若何而为？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阳奇怪之所际。’”是此王者，天下以为功，后世以为能。”此子华子对齐景公问为国者也。其有不著子华子者，如《尽数篇》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今其书曰：“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户枢之不蠹，以其运故也。”皆论养生，而其书则以医法言之，如《诬徒篇》云：“人之情爱同於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於己者。”此篇於前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以下凡二百馀言而后及此，岂皆子华子之言？令其书谓子华子闻晏子辞赏而言之，其下复曰：“爱之反则憎，必有所在矣；助之反则挤，必有所在矣；誉之反则毁，必有所归矣。”如《淫辞篇》云：“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我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今其书曰：“宋有澄子者，亡其缁衣，顺涂以求之，见妇人衣缁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偿我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然此吾所自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偿我矣，我昔所亡者，纺缁也；令子之所衣者，禅缁也。以禅缁而当我之纺缁也，而岂有所不得哉？’”其下始举子华子曰：“夫利之湣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为质者矣，幸於得，而亡其所以为质，夫何惮而不为之哉！令世之人，求其不为澄子者或寡矣。”如《察传篇》云：“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於宋君，宋君令人问之於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今其书曰：“昔宋有丁氏，家故无井，而出溉汲焉马，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惩其如是也，鸠功而穿井於庭，家相与语曰：‘令吾家得一人矣。’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国人更相道之，语彻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质之，丁氏对曰：‘自臣穿井，家获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此以对公仲承问黄帝铸鼎乘云事，故其下云：“是故黄帝之铸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质之之譬也。”子概此数条，比而读之，若古有是书矣，见於《吕氏》乃或烦简不尽，合又时混其辞，有不系以“子华子曰”者，何也？独《审为篇》云：“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釐侯，昭釐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令使天下书铭於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令之所争者，其轻於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知轻重，故论不过此，亦见《庄子·让王篇》。其书乃无之，叙者固疑漆园取古之道者寓言，然而吕氏记之矣，《吕氏》亦以寓言记之，则凡记子华子曰多寓言矣。又考其书，见齐景公与晏子问对、赵简子又尝招之，所谓刘向序亦云：“为赵简子家臣。”而庄生、《吕氏》复有见韩昭釐侯之事，高诱曰：“昭釐侯谥也，韩武子五世之孙，昭候之子。《史记》世家：武子之虔为景侯，初分晋为诸侯，传烈侯、文侯、哀侯、懿侯，而后为昭侯。《国策》云：‘申不害与昭釐侯执圭而见梁君。’以申不害为臣，则此昭釐侯即昭侯也。《竹书纪年》：郑釐侯来朝，《索隐》谓韩昭侯也，昭侯实哀侯之孙，去武子六世，与高诱注异，其距齐景公之卒百三十三年，晏子之卒百四十二年，赵简子之卒百十七年，推简子同时，乃甚悬绝。《吕氏》于其书见齐景公、赵简子等语俱不著，谓为见昭釐侯可也，其书独不著韩侯事，谓为齐景公、赵简子时亦可也，第合二书以论世次；莫能定也。如以孔子倾盖事定之，则见昭侯者非也，而其书且有疑焉。晁氏《读书志》谓：“观其文辞，近世依托为之者，多用字说，殆元丰以后举子所为，且以其书有秦襄公、赵简子，相去几二百年，牴牾类此。”予所读，本虽载其适秦，不言襄公也，岂或者疑而略之与？朱文公曰：“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其语多用《左传》、班史中字，其粉饰涂泽、俯仰态度，但如近年后生巧於模拟变撰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只因《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与，必是当时贤者，可以假托惑世，遂造此书传合之，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丽，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夹灾�、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今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托为刘向而不类向它书，后二篇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若世之匿名书者。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书，傅会其说，其自序出处又与《孔藂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甚。而近世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所从出，则似诬其祖矣。”文公审为伪书，因会稽官书刻本，欲疑王、姚所作，不知绍兴间晁氏先已疑元丰举之矣。由乾淳视之，岂非百年文字赖晁说而稍古，王、晁免作伪之讥？惟叶正则推信以为真与孔子同时，可与《六经》并考，且云：“其书甚古，而文与今人相近。”论者谓正则既知之矣，或古有其书亡之，后人摘其存於《吕氏》者，特为此详略也，予将以《吕氏》书证之，曰彼诚出于近代，又何先见於此也？则昭釐侯之事与《吕氏》异，复有疑焉，况久逸於古史而始传哉。


　　“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右军帖中语，东坡《题潭帖》云：“宰相当是简文帝，殷则长源也耶。”黄伯思《刊误》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郄愔书，谓宰相，简文作相王时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书郄愔帖语耳，而结字实近时人伪作。愔书自与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无晋韵，其非审矣。”余读刘潜夫诗：“厌倦今书尺，时将晋帖看。殷生与宰相，一体问平安。”但云“晋帖”，则右军、郄愔不必论，发扬帖中意有味也。


　　东坡谪海外，用鸡距笔，黄鲁直崇宁二年十一月谪宜州，为资源书卷，用三钱买鸡毛笔书两帖，风流特相宜。


　　王涯藏前世名书画，甘露之祸，为人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书画于道。温韬发昭陵所藏书画，亦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顷贵人家废楮断幅散售于外，或毁灭为飞尘，盖有锦褾玉轴见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尚当流落人间。史称王涯秘固重复不可窥，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预於人事者多矣。


　　《元和圣德诗》云“以红帕首”注者引《实录》曰：“禹会涂山之夕，大风雷震，有甲步卒千馀人，其不被甲者，以红绡帕抹其额，自此遂为军容之服。”又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红帕首”，“帕”一作“抹”。《送郑权尚书序》，“帕首靴裤”，盖屡用之。陆氏《笔记》举《孙策传》：张津尝著绛帕头，帕头者，巾帻之类，犹今言幞头也。韩文公云：“以红帕首，已为失之。”东坡云“绛帕蒙头读道书”，增一“蒙”字尤误，务观固不引涂山事，注韩文者亦不援孙策语，然《李》、《郑》二序，皆连“帕首靴裤”，取义为幞头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绝不伦，读老子，状如学道，好被发著绛绡头。”李贤注：“《说文》：绡，生丝也。案此字当作幧，其字从巾。古诗云：‘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幧头。’”已上史注红绡头或即红绡帕。子谓孙伯符所称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或由东都之李，习妖妄者，辄以为首饰，栩其类也。韩诗“帕”为虚字，坡诗“帕”为实字，因文著字为蒙，所用本别，俱不免陆氏之疑。唐娄师德使吐蕃，谕国威信，虏为畏悦，后募猛士讨吐蕃，乃自奋戴红抹头来应诏，此近涂山军容之遗制，虽不敢以释帕首，其云“戴红抹额”，抑亦帕首巾帻之物尔。


　　徐铉随后主归朝，见士大夫寒日多披毛衫，大笑之，语人曰：“中朝自兵乱之后，其风未改，荷毡被毳，实繁有徒，深可骇也。”一日入朝，遥见其子婿吴淑亦被毛裘，归，召而责之曰：“吴郎士流，安得效此？”淑对曰：“晨兴霜重，苦寒，然朝中服之者甚众。”铉曰：“士君子之有操执者，亦未尝服。”盖自谓也。新平之行，幽土寒冽，门人郑文宝适掌转运，迎铉于途，解所被褐裘以献，铉终却之，遂为寒气所伤，下痢卒。杨文公记其事，铉之志可悲矣。然铉仕中朝，而中朝之士咸服之矣。张文潜云：“铉之为此言，是不甘为亡国之俘，为丑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岂不读《毛诗》也？幽诗曰：‘无衣无褐。’郑玄注：‘褐，毛布也。’非今段子乎？则其来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为裘，取毛织之为褐，理何夹乎？”文潜如此言之，想同时中州人士不平於铉尤甚矣。近惟程泰之尚书断之曰：“古固以狐羔□为裘，圣人服之矣。若谓古人不以织毛之衣袭朝服者，则令貂蝉亦古乎？若谓古人坚毅、死且不易，如是人多矣。”即其论厚于文潜，而铉之志可悲已夫。


　　韩持国不服凉衫，不变於今。邵尧夫不服深衣，不变于古。江邻幾《杂志》：“秘书丞宋飞卿云：士大夫着毛衫，已为徐常侍所讥。近年内臣或班行，制褐�轿�凉衫，渐及士大夫，俄而两府亦服之，令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持国辈非之，不肯服。”又云：“凉衫以褐�轿�之，以代毳袍。韩持国云：‘始於内臣班行，渐及士人，今两府亦然’，独不肯服，《仪礼》：‘妇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谓之景，景，明也，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则凉衫亦所以护朝服，虽出近俗，不可谓之无稽。”又《桐阴旧话》：“京师朝例，公服乘马，因中官及班行制褐紬为衫者，施于公服之上，号凉衫。既而虽二府亦服之，然士大夫至有幞首凉衫，而下不衣公服者，宫师见之，独不肯服，以初无此制，及指挥所讶也。今则遍于天下，间用为吊服，绍兴末暂罢紫衫，至以凉衫谒见，尤无谓尔。”李氏《杂记》又谓：“乾道李献之学士言：会聚之际，颜色可憎，今上奉两宫，宜服紫衫为便。阜陵之丧，赵忠定公始令群臣服白凉衫，纯素，已异汴都褐紬之制。”颜色故为可憎，况沈氏《笔谈》已谓：“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古之之遗法，《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按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