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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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上篇：教学时期
《教学时期》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过渡时期》
下篇：监管时期
《试点时期》
《本命年》
《等待下岗》
《幸福生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书评：世俗生活的精神空间（文／王愚）


自序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后记里引用罗素先生《西方的智慧》里一句话：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王小波还说，书不管大小，都可以成为灾难，并且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我在阅读这篇后记时对这句话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的第一本书还没面世，更不用说编辑出版的事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天，我把《过渡时期》最后一章写完了。当大家都在忙于世纪庆典的时候，我却在为这本书的发表和出版费尽心机。这时我在北京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他正在筹划一个世纪庆典，还把我列为重要参与人。对这种事我抱着支持的态度，但我不想参与，因为生活给予我的远不象我的小说那么丰富多彩。

　　感谢网络时代的到来，感谢网易的编辑，让我的小说得以面世，让广大读者有一个可以看到它并且发表议论的地方。这篇小说将带给我的绝对是灾难，我将可能面临失业并且走向一条茫无前景的不归路，它完全有可能改变我现在的生活甚至人际关系。网上已经有人在骂我了，而且是人身攻击，只因为我把故事放在他居住的那座城市里。为了不得罪那个城市的这一类型的人，我只好把地点改了，改为一个地球上可能不存在的地方。但我将得罪甚至触怒的可能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行业式的、一个集团式的家族，一个我一直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行业式的、集团式的家族。在家族社会里，人们总是可以原谅你的错误，即使是天大的错误，但不能原谅你的背叛，那怕是极小的背叛。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担忧，看过我的小说的朋友和同事都替我担心，他们问我找到出路没有。我说正在找，尽管我从来都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谋生之道。我那个想搞世纪庆典的同学在京城里流浪了十多年，他活得很辛苦也很潇洒，我很羡慕他，但没法学他，因为我得养家活口。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感谢这个时代的宽容，我们毕竟还能允许“新新人类”这样的书面世，并且在各种传统和现代的媒体上大肆议论。有了这样的环境打底，我想我的出路可能不会太差。

　　《过渡时期》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最后一个字敲出来时，二十一世纪已经曙光初现。本书得以写完，要感谢我的学生王少辉，他不断地写杂文，并且不断地结集出版，当然是自费的。这无疑对我是很大的刺激。如果不是他在不断地刺激我，我是没法把这本书写完的。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还不知道网络时代已经到来，我在发愁我的小说写出来后如何发表，如何出版，我那点微薄的工资还要拿来养家，不能拿去出书。

　　《过渡时期》刚刚在网易上连载完。打开过这本书的人应该以万记，有不少热心的网友还提了许多良好的意见，这比我的期望值高出了很多。如果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有一千人看就该拜菩萨了。当然对网络嗤之以鼻的人也不在少数，除了某些著名的作家，也包括我的校友，当他们知道我的小说在网上连载时，先是一声长叹，然后说：老那竟然要到网上发小说。

　　多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学的是语言文字，但我学得不好，其中有一门不及格。我无心向学，天天在图书馆看小说。十年后我把看过的小说全忘了，而且也不再写东西了。我以为我从此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或者是商海里的一只小鱼小虾。我十年寒窗的结果就是写点总结和宣传稿。但我一直坚信我能写些更高尚更有趣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生活。生活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正如王小波所说，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我老是引用王小波，并不是想拿自己跟王小波相比，我知道我比他差得远呢。我只是想说，而且我敢肯定，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正如还没有人象“新新人类”那样写书，但“新新人类”面对的只是“我”自己，我将面对的是“我们”。为了缩小“我们”的范围，在初稿完成后，我不得不一次次修改，这种修改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因为我不是在做文学上的提升，而是在删除一些可能让某些人敏感的字眼和地名，以切实减轻这本书可能带给我的灾难。

　　当然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忧虑是多余的，那样我将真诚地真正地感谢生活和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作者

　　二○○○年五月一日


上篇：教学时期——《教学时期》
第一章

　　一

　　我去车站接石留的时候，天正下着雨，雨不大，连我的衣服都淋不湿，但把我的眼镜淋花了，害得我看不见东西，差点给汽车撞死。开车的说，你找死啊！另一个开车的说，活得不耐烦了。我咒骂恶毒的天气，我说狗日的天气，狗日的南村，狗日的开车的。然后我顺着墙根走，避开狗日的车辆和行人。我走进广场的时候心情愈加恶劣。我和同事去北京出差，刚下火车，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北京姑娘，她见到我们就说，都跑来北京干什么，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北京姑娘一样。我对广场上的民工嘟囔着：在家好好呆着，都出来干什么？可我要接的偏偏是个民工，我刚来南村时也是个不太安分的民工。

　　那年我到武汉坐火车，在排队买车票时，我的情绪突然坏得不可收拾。我特别烦周围的人。石留去车站送我，陪着我排队买票，我连她也烦上了，可我不能对她怎么样，就对站在她身边的人撒野，无缘无故踢了人家一脚。那人无端挨了一脚，很愕然，愕然之后还了我一脚，还骂了我一句。我自知理亏，明知他踢我那脚比我踢他那脚重得多，也只好认了。石留看到我重重挨了一脚，心疼了，看到我无声地受着，她火了，她突然张牙舞爪向那人抓去。那人是好男不跟女斗，拎起包走开了。石留突然由温顺的少女变成河东狮子让我大吃一惊，我忍不住开怀大笑，看到我笑，石留也笑了。坐在火车上，我从窗口伸出手，轻轻抓住石留的小手。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睫毛竖得直直的。据说她读中学时，一双眼睛迷倒了很多同学。她的眼睛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粗看象涂了眼影，细看又没涂，那是一种让人只想陷进去的颜色。文静的石留一直默默地看着我，等到火车快要开了她才交待说，南村我没去过，那里以前是野蛮人呆的地方，现在说是改革开放了，我想也文明不到哪儿去，你去了那边要学会控制自己，千万不要冲动。火车开动了她还追着说，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生病。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她这话就象南村人说的想感冒，病要找我我未必赶得走。可这句话让我以舒缓开阔的心境抵达南村，并生活至今，就冲着这句话，我今天死活要到车站接她。

　　火车照例要晚点。我原来以为要晚点两个小时，结果只晚点了一小时，对此我感到欢欣鼓舞。但火车到站后我仍然等了一个小时，因为守闸门的两位女同志很负责，逐个旅客查票，比机场的安检人员还严肃认真。出站的旅客也很安份，很守纪律，尽管在里面挤得热火朝天，但一到闸口就变乖了，自觉形成一排，这种由面至线的自然过渡很让我吃惊，我由此悟出，每一种游戏规则的形成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车站等待的两个小时，我因为无所事事两次想钻进站台。我曾经在车站海关上了三个月的班，我知道火车站西边有个侧门可以直达站台。我在车站上班的时候联检单位的人都从这个侧门进去上班，我也走这个侧门。后来我不在车站上班了，但我仍然习惯走侧门进出车站。后来海关搬走了，进出火车站就没有那么方便，但我每次都能拿着工作证从侧门混进去。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实际上是件坏事，我的狐朋狗友把我这儿当成中转站，吃我，喝我，睡我的地铺。完了就跟我玩失踪。经得多了，我就对我的同学、乡里、朋友多了个心眼，再有人打电话来，我就打哈哈，通完了话，我已经不记得对方是谁，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

　　石留来电话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打着哈哈，谁叫她对接电话的人说是我的同学呢。我一听到同学头就大了，我周围的人都沾同学的光，就我沾同学的晦气。当然石留不同，她的晦气我也要争取沾上，因为她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有一副楚楚动人的身材，还有一颗爱我的心。我对石留说我到车站接你，我在站台上等你。可是守门的两个保安很不给我面子，他们一次次看我的证件，就是不让我进去。其中一个保安说：海关？他先摆出一副茫然的样子，然后起身看他屁股坐的地方，我也看，看到椅子上写着“海关…2”。他拍拍屁股，走到闸门边，那儿放了部烂行李车，车上写着“海关…3”。海关搬走了，留下的烂东西倒是不少，可惜就是没留下影响力。我对保安说，我跟朋友约好了，在站台等她，你不让我进去，她会一直在站台等下去的。保安说你真会编故事。我说不是编故事，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在河底等他的恋人，老等不来，结果河水涨上来把他淹死了。保安说，这个故事比你的故事编得好。看来这个保安出身非同一般，大概是学院派的，我很难说服他。我转身去做另一个保安的工作。我问他一个月多少人工，他说五百。我说我给你找家单位，人工八百，你让我进去。他问我替他找什么工作，我说还是保安。保安笑了，他笑着说，你拿我寻开心哪！我要是答应你，我还有资格做保安吗？我心想真邪门了，敢情这里的保安都是学院派的，水平一个比一个高。

　　我终于接到石留了。当然不是在站台上等到她，而是在闸口堵到她。她随着人流一个劲往前走，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只好冲上去堵住她。我拉着石留的手在广场上走，心里想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美好传说，我知道大家都愿意在故事里讲，在歌里唱，真能海誓山盟等在一个地方的人已经难找了，就算有，大家也都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对此我感到欣慰，也感到悲哀。

　　二

　　我带石留去酒店吃饭。说这地方是酒店真是太抬举它了，它比大排档好不到哪儿去，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但请朋友在这儿吃饭还撑得住面子。

　　我在这家酒店打过工，店老板对工人很刻薄。我是由一个北京人叫做片警的朋友介绍去的，店老板对我的警察朋友低声下气，我朋友姓怀，店主是潮州人，普通话讲不好，他说坏警察带来的人，没话说。我朋友把眉毛竖了起来，想发火终于又没发。我朋友说开个价。我听到这话很不自在，这话怎么就象做人肉生意似的。店主说三百五。

　　这店主很不地道。当着我朋友的面说给我三百五的人工，警察叔叔一走，他就改口说人工三百，嫌少就走人。我知道他想赶我走，我偏赖着。我说三百就三百，心想别说三百，包吃包住一分钱不给我也干，我得找个地方吃喝拉撒。我在店里干了十天就在海关找到了事，那时海关收大学生就象收垃圾似的。我去找店老板辞工，店老板有点阴阳怪气，他说：本店的规矩，做不满一个月的要扣押金，你没交押金，我就不扣了，不过人工就没得拿。对黑心的店主我毫无办法，就象资本积累时期工人对资本家毫无办法一样。我不想找片警修理他，再说找也找不着，我把片警的扩机号码丢了。片警走时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用一横杠挑着两串阿拉伯数字。他说，有事CALL我。我看着纸片两眼发直，不知道半个破折号连着几个数字怎么能够“扩”到人，就漫不经心地把纸片塞到裤腰袋里，第二天纸片就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人家拿走了还是它自己出去溜达了。我对店老板说，再见，我还会来看你。我这话不咸不淡，店老板听了就张开了大嘴，张开大嘴的店老板给人的感觉很恶心。

　　我问咨客小姐还有没有饭吃。小姐说有，说完对我很夸张地笑了。这笑让我的胃口减少了一半，但我的另一半胃口还是能装不少东西。我们跟着小姐到了二楼，找了一个靠窗的台子。用湿纸巾擦了脸，喝着茶，石留的脸上才有了点血色。她说，南村人真多。这是她到南村后说的第一句顺溜话。她见到我就说了一个字，她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