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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

闪击英雄-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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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


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4)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5)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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