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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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后,由于国家权力过于分散,中央宏观控制失灵,出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失业、农业发展滞后和民族矛盾等消极现象。南共联盟试图通过新一轮的改革来解决上述问题,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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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波兰1970年十二月事件和1980年危机
第一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65)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970)的执行情况
波兰经济学家曾经把1959~1970年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二阶段。这几年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1959~1960)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65)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970)的10年。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经过议会讨论修改在1961年2月通过的。
计划规定:1965年工业生产将比1960年增长50%,农业生产将增长20%,国民收入将增长40%,实际工资将增长23%,就业职工将增长91%(692万)。
B“二五”
计划完成情况不好,只有工业生产略超过计划指标(509%)
,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595%(计划为B572%)
,就业人数增加了1276万,大大突破了原来的指标,B这充分反映了波兰经济的粗放特点。其他项目均没有完成计划。国民收入增长352%,农业生产只增长145%,实际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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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只增长8%。
“二五”
计划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计划的错误,这是重新运用苏联模式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客观因素是1962~1964年气候不好,农业连续三年歉收。
1962年四种谷物比1961年减少200万吨,即由1540万吨减少到1340万吨。
1963年,猪的头数比上一年减少200万头。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如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对个体农民的贷款、发展饲料生产等)
,不得不从国外购买1200万吨的粮食和饲料。由于农产品(包括肉类)和大众消费品的不足,出现了同50年代初期市场供应紧张的类似情况。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64年6月15日至20日)按原方针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86—1970)的指标。
1966年11月议会在通过“三五”计划时作了适当修改,规定的各项指标如下:工业生产增长44%,农业生产增长17%,投资增长38%,国民收入增长34%,就业职工增加150万,实际工资增长10%。
“三五”
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和投资任务都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增长了495%,投资增长了50%,国民收入增长了B34%,农业生产只增长95%,而计划为17%。投资增长超B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保持着很高的积累率:1966年—28%,1967年—274%,1968年—288%,1969年—297%,1970B年—279%。
工业生产和投资增长的高速度(而且高于苏联、B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
,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不平衡,市场上的食品和肉类供应更加紧张。哥穆尔卡要求人民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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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工业化而“勒紧裤带”
,人们把这个时期波兰的经济政策称为“清贫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10年里,波兰是经互会国家中消费水平提高得最慢的国家,每年实际工资增长仅为15%。
B波兰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也是明显的。波兰的工业潜力增强了,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区:塔尔诺布热格硫磺工业区、普沃次克石油化学工业区、雷布日克煤矿区、普瓦维氮肥工业区、格沃古夫——累格尼察铜矿区、科宁的褐煤和铝矿区。波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硫酸出产国之一。波兰的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工业区星罗棋布,撒满全国。
1970年,波兰的煤产量达到14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之一。
1970B年电力的产量为645亿千瓦时,1971年人均产量为2134千瓦时,低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它们的人均产量为3257千瓦时和3870千瓦时。
1970年钢的产量为1180万吨,1971年人均产量为389公斤,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人均产量分别为823公斤和434公斤。波兰在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方面已接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消费品生产和生活水平方面却非常落后。每100个波兰居民只有13辆轿车,位居希腊和葡萄牙之后。
每100个居民只有54部电话,B而欧洲每100个居民有112部电话。
波兰人民的住房非常拥B挤,医院的病房很少,远不敷需要。波兰人对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悲观绝望情绪蔓延,自杀人数增加。
1965年有280人自杀,1970年增加到4300人。
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给波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1960年,全国人口为2978万,其中城市人口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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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占全国人口的482%。
1970年,全国人口增加到3259万,B其中城市人口1700万,占全国人口的522%。在农村人口B中,有43%是靠从事非农业劳动维持生活的。
1970年,只有295%的居民靠农业为生。在公有经济中工作的职工达B10435万人。工人阶级成为全国人数最多的阶级。
B在这10年里,教育、文化和科学也获得很大发展。普及了八年制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
大学生的人数从1960年~1961学年度的1657万增加到B1970—1971学年度的33万。
在战前的波兰,每万个居民中只有144个大学生,而在1970~1971学年度,每万个居民中B则有100个大学生。高等学校从76所增加到85所。新增加了两所综合大学——西里西亚大学和格但斯克大学。1970年,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为65万,比1960年增加了一半多。
工程技术人员几乎增加了1倍,即从232万增加到427万。
B B第二节1970年十二月事件——波兰战后的第二次危机
一、1968年三月事件由于经济困难而引起的群众不满情绪,首先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间爆发出来,导致了1968年三月事件的发生。
三月事件还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
1967年6月,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战争。波兰紧跟苏联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以色列军队的胜利却使一部分波兰犹太人兴高采烈。他们暗中集会,庆祝以军的胜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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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行动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波兰掀起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这件事激起了犹太族波兰公民的不满。一部分党员交出党证,退出波兰统一工人党,而一些人被解除公职,约有5500犹太人离开波兰。
促成三月事件的另一个外部因素是1968年初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局。
1968年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握政权达12年之久的诺沃提尼被迫下台,以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正在酝酿着一场气势磅礴的改革运动。
1968年2月,杜布切克同哥穆尔卡会晤于波捷边界,建议为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遭后者拒绝。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使波兰知识分子受到鼓舞。他们对哥穆尔卡放弃改革深为不满,提出了“波兰需要自己的杜布切克”
的口号。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势成为三月事件的催化剂。
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剧《先人祭》。该剧的上演,轰动了首都,场场座无虚席。当演员朗诵着激烈的反俄台词时,台下观众也跟着朗诵,全场热烈欢呼。
《先人祭》的演出变成了反苏大示威。哥穆尔卡遂下令禁演。
2~3月间,华沙形势紧张。
华沙大学师生联名上书议会,抗议禁演《先人祭》。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对禁演《先人祭》提出了抗议。
3月4日,亚。米赫尼克等华沙大学学生被当局开除学籍。
3月8日,华沙大学学生举行抗议集会并占领校舍,要求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内务部长米。莫查尔派警察包围了华沙大学。学生被驱散,有许多人被捕,其中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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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雅。库龙和卡。莫泽莱夫斯基。在3月8日的反政府行动中,有不少前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犹太族青年学生参加。
3月8日在华沙大学发生的事件,又引发了华沙、克拉科夫、卢布林、波兹南、托伦和弗罗茨瓦夫等城市学生的抗议运动。
在三月事件中,又有不少学生被开除学籍,支持学生的十多名教授和副教授被开除公职。
1968年3月19日,哥穆尔卡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会议大厅同300名华沙党的积极分子会见中,猛烈抨击《先人祭》的编导德依梅克和作家协会的少数人利用《先人祭》进行“反苏”
、“反社会主义”活动,阐明了禁演《先人祭》的理由。
他的讲话又引起了一片抗议的呼声。经过三月事件,哥穆尔卡的威信急速下降。
三月事件以后,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经济困难和群众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却积极参与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策划的对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1968年7月14至15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以东道主身份,欢迎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级会议在华沙召开。这次会议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公开信,向他们提出了武装入侵的警告。
8月20日晚,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国的20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颠覆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权,扼杀了这个国家的改革运动。
哥穆尔卡自己放弃改革,而且反对别国改革,在阿以战争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紧跟苏联领导人,在60年代的中苏冲突中站在苏联一边,攻击中国。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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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来越多人的信任。他孤立了,他的地位动摇了。
1968年11月11~1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人民不满情绪十分高涨的形势下在华沙召开。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的草案。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为了报答哥穆尔卡对他的支持,不辞辛苦,前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由12人组成的政治局。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哥穆尔卡勉强继续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已经动摇,感叹地说:“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了”。
党的“三大”以后,主张改革的原普瓦夫派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拉夫斯基等人辞去党内职务。
1963年,最后一个原普瓦夫派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萨姆布罗夫斯基,也因“健康不佳”辞去党内职务。而苏联模式的拥护者、原纳托林派的希尔、托卡尔斯基却相继担任了副总理职务。哥穆尔卡的圈子越来越小,只有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等几个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寻求以内务部长莫查尔为首的新崛起的“游击队派”
①的支持。与此同时,以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盖莱克为首的“西里西亚派”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两派进行着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