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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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说，要五国一致同意并不容易。我立刻通过新加坡驻菲律宾大使
邀请马科斯到新加坡来。这个邀请一旦被接受，就有助于缓和当时箭拔弩张的危险
局势。与此同时，里根亲自传信，要马科斯别动用武力，并说已经为马科斯、马科
斯的亲戚与亲信做了安排，由夏威夷给予马科斯庇护。在夏威夷和新加坡之间，马
科斯选择了到夏威夷避难。同一天，即2　月25日，科拉松宣誓成为菲律宾的新总统。
马科斯抵达檀香山几天后，他的行李，包括几箱菲律宾的新钞票，全被美国海关人
员搜查。他意识到自己会有麻烦，传信告诉我他想到新加坡来。刚就任菲律宾总统
的科拉松提出反对。马科斯只得继续留在夏威夷，面对多重官司诉讼。美国同科拉
松总统之间有个问题，就是该不该更新美国在菲律宾基地的租约。科拉松向来对美
军基地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希望借此从美国人那里换来更多优惠。岂料她却因此
惹火烧身。当她总算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之后，这个决定却被菲律宾参议院推翻，
理由是美国基地有损国家尊严。美国参议员卢加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共
和党领袖，对防务特别感兴趣。1989年1　月，卢加在马尼拉同科拉松总统会谈后，
到新加坡同我会面。卢加问我，如果美军必须离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新加坡可愿
意援之以手。我说，我们可以让美国利用我们的基地设施，但是提醒他，就算开放
整个新加坡，面积都远比美国在苏比克湾使用的地方来得小。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
让美国的军人留驻。我促请他让美国基地继续留在菲律宾，不过补充说，如果新加
坡公开允许美军也使用我们的基地，能使菲律宾政府觉得在国际上不至于那么孤立
而更愿意让美军在基地继续留驻，那么新加坡很愿意这么做。我让驻马尼拉大使向
菲律宾外长曼拉普斯提出这个建议。慢拉普斯说，他欢迎新加坡公开发表这项声明。
我请外交部政务部长杨荣文在1989年8　月间公开表明，我们愿意让美军更频密地使
用我们的基地。这项声明发表之后，曼拉普斯做出回应：“我们要特别提到新加坡。
对它明确的立场表示感激。”科拉松总统后来也告诉我，我们的立场对菲律宾很有
帮助。

　　　　马来西亚和印尼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利道了说，新加坡不
应该允许更多外国势力进驻本区域扰乱现状。印尼外长阿拉达斯希望新加坡会继续
支持把东南亚发展成无核区的概念，并说如果新加坡的做法导致本区域增加一个新
的军事基地，印尼将提出反对。

　　　　1989年8　月20日，我在电视直播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说，本区域将不会出现驻有
大批美军的新基地，新加坡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不过是开放现有的基地供美军
使用，这些基地依然归属新加坡政府管辖，它们不会成为美军基地。我也同意建立
印尼所建议的无核区，以及建立马来西亚所建议的和平、自由与中立的地区。可是，
一旦在南沙群岛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建立和平地区的计划就不太可能实现了。我刚
于8　月初在文莱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医生见过面，对我向美
军提供基地的面积和性质，都做了澄清。

　　　　美国政府接受了我的献议。1990年11月13日，趁着在东京参加明仁天皇的登基
典礼时，我同美国副总统奎尔联合签署了备忘录。那正好是我辞去总理职位前两个
星期。这份备忘录的实际价值比美国和新加坡原来所估计的还要高。美军在1991年
9　月撤离菲律宾的基地时，新加坡的基地设施成了美军在东南亚仅剩的立锥之地。

　　　　1981年6　月我初见布什，他当时是里根的副总统。他当上总统后，我们的良好
关系没有改变。我所认识的布什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善的人。回想起1982年，他一知
道我将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之后，就盛情邀我到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在他夏季度
假的地方跟他同住。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因为小女玲玲当时在波士顿的麻省医院从
事研究工作，我准备去同她见面。布什传来口信说，让我带她也一块儿去，而且句
句真诚，所以我们应邀到他那里去度周末。玮玲、我，以及布什和他的保镖一起去
跑步，畅谈政治，非常轻松自在。布什夫人跟先生一样，外向、好客而热情，毫不
造作。他们都为有朋友来同他们共度周末而由衷欣喜，让我们宾至如归。

　　　　1990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后，美国为了增加在波斯湾的军力，必须迅速调动
50万人到那里。虽然备忘录还没签定，我们还是让运载人员和物资的美国飞机和海
军军舰横渡太平洋，在新加坡过境。新加坡派出一支医疗队伍到沙特阿拉伯，对波
斯湾旧动表示支持。印尼和马来西亚保持中立，两国人口中占多数的穆斯林教徒，
同情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人，跟伊斯兰教世界同声同气。我在1991年1　月21日
到白宫会见布什。那个时候，美、英。法军队团团包围了伊拉克军队，“沙漠凤暴”
行动即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漂亮收场。当天傍晚，我们在布什的私人住宅泛谈阿
拉伯和以色列的局势。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场。我恭祝他成功地召
集了多国的部队组成盟军支持这次行动，盟军包括来自埃及、叙利亚、摩洛哥和波
斯湾国家的军队。不过我提醒他，虽然萨达姆。侯赛因不对，穆斯林教徒还是支持
萨达姆。侯赛因的。以色列人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更多移民区，惹火了世界各地
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为此感到不安，两种极端的情绪迟早
会引发爆炸性的后果。我促请美国公开表明支持一个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公平的
中东问题解决方案，以显示它并没有偏袒以色列，无论以色列是对是错。

　　　　1992年1　月，布什总统前往澳大利亚和日本访问，途中在新加坡停留，跟我又
见了一次面。1989年6　月4　日后，中国的问题越来越棘手。这是大选年，布什甚至
必须面对自己共和党内自由派分子的压力。为了维持他一贯的中国政策，他需要中
国在一些方面做出让步，例如释放被扣留的示威者、核武扩散、远程导弹和贸易。
要继续对国会撤销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决议行使否决权，他面对的阻力越来越大。由
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即将到新加坡访问，布什希望我请杨尚昆让中国采取单方面
的行动释放被拘留者，以示和解。

　　　　两天后我见到杨尚昆主席，传达了这个口信。杨尚昆回答说，美国不断就人权
问题向中国施压，其实是要借此把自己那套自由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强加给中国，
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那年11月，布什在大选中败给克林顿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在
态度和作风上的改变。从克林顿许多支持者的行动看来，他们简直把中国当做一个
等着接受援助，并会为此屈服于外交和经济压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对美国，
往后的日子恐怕都不会好过。
　　　　　　　29、冷战后的分歧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
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
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怎么
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
不以为然。

　　　　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可以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苏联
对美国和世界还是个威胁的时候，我们同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政府，都维持良好的关
系。从60年代约翰逊总统在任到90年代布什总统掌权都如此。新美彼此的战略利益
完全一致。美国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我们也是。对美军继续留驻东亚，我们也
给予大力的支持。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
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
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政府支
持叶利钦总统领导下宣称要实行民主改革的俄罗斯联邦。他们把俄罗斯当做盟友，
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哪怕对俄罗斯的民主前
景存有再多的疑虑。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
我们担心在言论和行动上仇视中国，只怕真会迫使中国变成仇敌。我们不希望出现
这种局面。说到底，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同中国反目成仇。这个时
候，正是美国希望在东南亚缩减军力的时候，新加坡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
前了。

　　　　很多美国人自以为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也再难以支撑
下去。让它尽早了结，是美国当仁不让的道德义务。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两种处理
方式：一是布什总统主张的，通过建设性的接触，逐步改变中国；另一是国会所支
持的，实行制裁措施，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人权和政治改
革。布什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行动，但是不久之后就面对压
力，该不该让中国向美国出口货品，享有最惠国地位，引起了国会的争论。国会通
过决议冲国不改善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美国就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布什当时
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
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他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实信
徒，多年来连同支持者致力于向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灌输儒家价值观。相反，德里安
是美国南方民权运动的宿将，她的理想是为体现美国宪法固有的‘人类权利’而进
行斗争，民权运动示威者就经常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她全盘否定李的观点，不同
意社会福扯必须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认为新加坡的政治犯，只要誓言放弃暴力斗争
就应获释。这两个人在两小时的会面中，大半时间都各执己见，双方的想法简直南
辕北辙。”

　　　　但是这种意见相左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公开，我们两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比什么都
重要。

　　　　再举一个例子。1988年6　月，我们要求美国调走派驻新加坡大使馆的一名外交
官，理由是他干预新加坡的内政。这名官员唆使前副总检察长招揽那些心有不满的
律师，一起在来届大选中挑战人民行动党。这名外交官还安排这位律师到华盛顿的
国务院同他的上司见面，并向律师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将给予政治庇护。国务院否认
所有指责，并且要求调走刚赴美就任的一名新加坡外交官，以示报复。国会就这件
事情进行辩论时，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中立而称职的国际委员会去解决。委
员会可以由3　位专家组成，如果它发现美国外交官所进行的是合法的外交活动，那
么新加坡政府将收回抗议并道歉。国务院发言人欢迎我重申新加坡希望结束这场纠
纷的讲话，但是对我所提的建议保持缄默。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美国人把人权和民主，以及西方同东方的价值观，列为议事日程
中的首要课题。美国硬是要日本把它所提供的援助计划，同受益国的民主与人权记
录挂钩。《朝日新闻》这份自由、反战、主张民主的日本报章，邀请我于1991年5　
月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同主导舆论的美日重要人物讨论人权和民主课题。
我说，英法两国分别让40多个前英国殖民地和25个前法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并为这
些国家制定西方式宪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它的结果在亚洲乃至非洲都
很糟糕。就连美国，也无法成功地让菲律宾这个殖民地，在1945年回复自由50年后
的今天，成功推行民主制度。我认为，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
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
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第二年，《朝日新闻》再度邀请我去讨论民主、人权，
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说明千百年来，不同社会以迥异的方式各自发展，
理念和准则自也迥然不同。因此，坚持要把美国或者欧洲在20世纪末的人权标准强
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