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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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党参议员，个子高瘦，脸色苍白。我回答说，这是坏事，因为并没有更能干
的人来取代他的领导。要吴庭艳改变政策或者统治的方式，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干
掉他只会使局面更加动荡。更糟的是，谁也不晓得今后任何肯站起来为南越而斗争
的领袖，如果拒绝听从美国的劝告，还能不能生存下去。他掀起嘴唇说，是的，是
坏事。他接着问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根本没什么容易解决的
办法，不能像西部片《正午》所描绘那样，以拔枪决斗的方式，一了百了地把事情
解决。这将是一场艰苦冗长之战，不是什么风光的事，就是为了把这场仗打完，阻
止共产党获胜，让南越领导层崛起，这就算是胜利了。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得在南
越长期驻留下去。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要美国人同意这么做是非常困难的。
国务卿腊斯克深思寡言，与其说他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更像一名学者。我
告诉他，希望下届美国总统能以漂亮的姿态赢得选举，让河内相信美国人民有耐心
有决心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美国如果罢手，形势将不利于所有非共国家。泰国会
改变立场，马来西亚紧跟着将被放到游击队的绞碎器中，受尽叛变行动的蹂躏折腾。
然后，随着各地相互结盟的共产党相继控制了大局，共产党人便会进一步摧毁新加
坡。
副总统汉弗莱说话没什么保留。他深信除了少数不是鹰派就是鸽派的参议员，
70％到80％参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越南政策。反对的一派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2年
来长大的一代人，他们没尝过战争的滋味，也没经历过真正的经济困境。他们是大
学院校里的反战分子死硬派。像我这样既不结盟，又被公认为政治立场独立的人，
应该公开发表意见，制止美国民意继续受到恶性的影响。除非像我这样的人能协助
约翰逊站稳立场，否则，他担心约翰逊还未被越南挫败，就先在美国被击垮。汉弗
莱讨人喜欢，政治上很精明，对他的强悍和坚定我却有所保留。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态度积极。他认怕美国和新加坡两
国的目标完全一样，都希望英军在新加坡留下来。美国人民并不想看到只有美国孤
军作战。他说，英国购买F111战斗机，显示它跟美国关系异常密切，准备承担对东
南亚的义务。那是1967年10月。一个月后英镑贬值，英国决定自苏伊士运河以东撤
出。同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讨论时，主要课题都是关于越南。我所给的
回答并未能消除他们的忧虑。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可以在下
届总统选举以前执行的解决方法。我提不出这类答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同一些
大学生交谈，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里查德。诺伊
斯塔特教授。我问过邦迪我能不能在美国度短期公休假，以便了解美国人和美国的
制度。我认为自己非了解美国人不可。他们有跟英国人不一样的强处和弱点。美洲
是个辽阔的大陆，美国的决策者并不全部集中在华盛顿或纽约，英国的决策人则集
中在伦敦。美国决策人员分散在50多个州，各州的利益不同，要求也不一。邦迪安
排我会见诺伊斯塔特。诺伊斯塔特答应为我在政治研究所安排一个课程，时间是在
1968年秋季，为期一个学段。这次访美我每天马不停蹄，没完没了地向媒体发表谈
话，也怕不同的团体发表谈话——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外交学会、哈佛的大学生、圣
路易斯的大学生、芝加哥的外交学会以及洛杉矾的报界和电视台。甚至到檀香山在
太平洋总部总司令家中做客期阳，我也得发表谈话。只有到达夏威夷一个大岛上的
冒纳凯阿火山度假村时，我才算真正放松身心，成天打高尔夫球，并在晚餐过后观
赏风景。新加坡驻华盛顿、堪培拉和惠灵顿使节团传来的报告都不错，但是吴庆瑞
和拉贾拉南却因为我频频替约翰逊干预越南的行动辩护，显得太积极太亲美而焦虑
不安，深恐这可能导致华族基层群众同政府疏离。他们劝我退一步，采取比较中立
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变，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
尽管仍然明确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立场。我深信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会伤害约翰逊总
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
访美十天，使我留下了一些强烈的印象。正如我告诉内阁同僚所说的，新加坡
跟美国的关系还很表面，不比我们同英国之间的交往。美国人总爱从国家的人口和
幅员考虑问题。就东南亚来说，跟印尼人比较，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根本微不足
道。美国泄了气回国之后，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而且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让英
镑贬值，1968年1 月宣布提前于1971年撤军。两个星期后，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
包括西贡在内的100 多个城镇发难。电视对这次攻势的报道，动摇了美国民众的信
心。事实上，越南的攻势是失败的。但是美国媒体当时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相信，
这是美国人的一场惨重的灾难，美国输了这场战争。两个月后，约翰逊在3 月31日
宣布：“我不会争取也不会接受党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从那时候起，美国泄了
气，硬着头皮撑着，只为等待新任总统争取以不至于太不光彩的方式撤出越南。
1968年10到12月，我按原定计划，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度短期公
休假，交由吴庆瑞主持大局。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逗留了几个星期。在那里的
教员俱乐部做客时，我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尼克松胜了之后，我
从温哥华飞到握太华会见特鲁多，几个月前他刚出任加拿大总理。随后我以政治研
究所客座研究员的身分前往波士顿和哈佛。政治研究所附属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
学院。
我住进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宿舍，同大约200 名学生和10名研究员同住。我上
了有关美国文化的专门研究课程。诺伊斯塔特安排我在各个领域里同美国学者广泛
接触，这些领域主要是美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经济学、激发积极性和提高生产力。
课程排得满满的，早上跟一组人进行讨论，工作午餐跟另一组人在一起，下午有专
家讨论会，晚上跟著名学者相聚，共进晚餐。我受邀观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对垒
的常年美式足球比赛，体会了美国青年进发蓬勃的年轻朝气，当然也包括挥舞着彩
球的啦啦队。节目安排的效率使我留下了好印象。当局派了个研究生来协助我，替
我找资料，也帮我安排不在原定计划中我所要求的其他约会。只是特工部为了24小
时保护我的安全，把行动中心设在高级人员的公共休息室里，给埃利奥特宿舍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干扰。我跟学生、研究员和合监海默特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
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这种现象令人瞩目。学生都绝顶聪明，一名教师就坦言，有时
候跟某些学生争论问题，还真让人伤透脑筋。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教师，跟英国剑桥大学不一样。40年代到60年代
的英国教学人员乐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远离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喧嚣。反之，
美国教授喜欢跟政府建立关系，抬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在肯尼迪政府任内，教授
们总爱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的兴趣和教学活动是以当今的
世界，以眼前和未来作为对象的。那个时代的英国学者擅长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过
去，他们不研究眼前，也不研究假设性的未来。他们跟工商业相互之间没有直接交
往，而哈佛大学商学院却恰恰为学术人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人跟英国人不一
样，他们不为了认真地研究过去而作茧自缚。调查现状、预测未来，是美国学术研
究的强处。美国智囊团把对未来的研究称为“未来学”，它发展成一门受人尊敬的
学科。
我最大的收益不是增长了知识，而是接触了学者，跟他们建立友谊。这些学者
不光对当代事务见识广博，他们跟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也有密切的来往。我
这个亚洲政界人物在执政十年后，以45岁的年龄抽空到学术界来充电求知，在哈佛
大学成了人们好奇注意的对象。他们毫不犹豫地安排晚宴，让我有机会跟一些很有
意思的人物见面和交流，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日本问题专家、前驻日大使赖绍
华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我也跟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学人员会面，包括中国
问题专家卢西恩。派伊，他曾经在50年代研究过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主义。还有麻
省理工学院的萨缨尔森，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以所编写的经济教科书闻名。他
给我上了一课，专谈为什么美国仍然维持纺织业等低增值工业。同哈佛商学院的弗
农之间的讨论算是最有意义的了。他对香港和台湾当代经济体的运作方式提出了许
多实际精辟的见解，让我以后每隔几年总要到哈佛走一趟，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哈佛接触了不少新观念，听取其他一些绝顶聪明，但是看法未必总是正确
的人物的见解。他们过于讲求在政治上不要有失误。哈佛大学坚决维护自由的风气，
对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是否有着遗传性的内在差别，学者们都不愿意表态
或加以承认。他们相信人类都是平等的，社会只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府体制
就能成功。他们太聪明了，叫我很难相信这些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宣扬的观点，
也全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
我在餐桌上碰到的哈佛教员，个个思想敏锐，讲话风趣，即使意见不合也能激
发我的思考。加尔布雷思是最牙尘嘴利的一个。在一次晚宴上，我遇见了基辛格。
巧的是。当晚许多自由派美国人都大力抨击越战，我却抱着相反的看法。我说，东
南亚的前途要维持非共，美国的立场至为重要。基辛格也为美国的干预行间辩护。
他措辞谨慎，身处于鸽派人士当中，他小心翼翼，以免显得自己是鹰派分子。他慢
条斯理地以那浓重的德国腔英语讲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是个会随波逐流、人云
亦云的人。不久后，尼克松政府宣布基辛格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当时他已经离开
哈佛。那年12月飞回新加坡之前，我在纽约同他会面，鼓励他把对越南的政策贯彻
始终。我希望拜会约翰逊总统。邦迪对我不是急着要见当选总统。而是要求会见前
任总统感到意外。我说，尼克松需要时间部署班底，拟定议程，我可以在他安排好
工作之后再去见他。我见到的约翰逊凄凉而消沉。他说，他已经孤注一掷地把一切
全投进了越南。他的两个女婿都在武装部队里服务，双双被派往越南打仗，他的付
出比谁都多。我离开时，留下他独自黯然神伤。毛泽东只有一生的时间我下一次访
问美国是在1969年，5 月12日我拜会尼克松总统。1967年4 月他曾经在新加坡同我
见过面。他当时正在东南亚进行巡回访问，为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是
个一丝不苟的思想家，对亚洲和世界事务非常在行，凡事都希望从宏观的角度来观
察。我在办公室里回答他的提问，前后超过一个小时。当时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
巅峰期，他问我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新加坡惟一直接的消息来源，是
从获准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探亲的老一辈华人那里得到的。据我们了
解，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毛泽东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
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
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的时间。（好几年后，
尼克松不再担任总统时，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引述了我说过的这番话。他也引述了
我说过的有关日本人的话，认为他们有冲劲、有能力，并不是只会制造和出售半导
体收音机而已。这时候，我才晓得他跟我一样，在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之后，有做笔
记的习惯。）
尼克松问起关于中美两国不和的问题。我告诉他，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
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
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
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