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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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
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0 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告诉我郑章远要
见我。我说我必须l 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
早上，保安官员告诉我郑章远去世了，把一封他写的遗书交给我。他写道：总理：
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
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的忠实的郑章远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
孀说，他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
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
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有关调查的
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
她们太没面子了。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
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
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有才华的建筑师，自己执业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赚到数以百万
元计的金钱。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
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
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
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
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
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
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
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
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
叨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
当选之后，他们要收回本钱，准备参加下一轮的选举，便利用对政府部长和官员的
影响力争取合同，或是把规定作为农业用途的土地暗中改为工业或城市发展用途。
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
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 亿泰铣（12亿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钱给候选
人和选民出名，人们管他叫“自动提款机”先生。他驳斥说他不是惟一的“自动提
款机”。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
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
以换取选票。马哈蒂尔痛斥“金钱政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促请党代表“别让
贿赂摧毁马来种族、宗教和国家”。据马来西亚报刊报道，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
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钞
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行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 ”（即贪
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
致使“KKN ”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
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 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
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
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购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
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和国会议员的薪水
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
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 多万美元，选举年
则需要500 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
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
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
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我们最难应付的对手共产
党人，并没有用钱收买选民。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
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
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
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
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
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
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
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
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
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
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
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
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
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
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
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
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
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
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
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1994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
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新加坡经济20
多年来每年增长7 到10％，公共部门的薪水始终落后于私人企业界两三年。1995年，
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的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
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收入提高时，他们自动获得加薪。部
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将改为等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的收人的
三分之二。这个改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他们认为，跟先
进国家部长的薪水相比，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长期以来，人们惯于让公务员支取低
薪。让部长不但行使权力，也根据工作的重要性获得薪酬的主张，他们认为不适当。
我协助总理为这个改变辩护。对那些指部长由于地位高，享有荣誉又掌握大权，因
而获得的补偿已经足够有余的论点，我提出了反驳，也反驳了公职人员应该牺牲收
人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超凡脱俗的看法不切实际，肯定会使部长不愿意长期做下去，
而一位部长持续不断地在任以及由此所获的经验，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重要长处和
优势。政府做出决定所显示的经验和判断，都是来自部长的贡献。那是他们看得远，
能从长计议和策划的结果。
在18个月后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把部长薪水当做选举课题提出来，结果由吴
总理领导的政府还是胜利了。人民要的是能拿出成绩的诚实廉洁的好政府，而人民
行动党推出的就是这样的政府。从私人企业界招募人才，现在已经不那么困难。薪
酬不调整，我们永远无法委任新加坡一些能力最强的执业律师担任法官。薪酬调整
之前，最优秀的办案律师一年收人一两百万元，法官薪水则少于30万元。我们也让
那些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人员的收人挂钩。
这个薪水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人时高时低。1995年私人
企业界收入下降，1997年，所有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也随之削减。
为防在选举中出现反常情况，以致一群不够诚实和不正直的人当政，我在1984
年8 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议，新加坡应该有个民选总统来看管国家的储备金。如
果总理刻意拖延有关对他本人、他的部长或高级官员涉嫌贪污的调查，这时候民选
总统的权力就能够凌驾总理。此外，要是民选总统认为一些高职，如大法官、三军
总司令或警察总监的人选不恰当，也可以否决委任。如此身负重任的总统，当然需
要通过独立的选举，寻求选民的委托。很多人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卸下总理职务之后
的安排铺路。但是事实上，我对这个高位根本没兴趣，它过于被动，并不适合我的
个性。1988年，政府提呈一份白皮书，让国会辩论这项建议和有关的问题。1992年，
吴作栋总理修改了宪法，为民选总统选举做好准备。在总统的权力和总理及其内阁
所拥有的合法决定权之间，我们必须取得平衡。
1997年，韩国、印尼等东亚国家都惨遭金融风暴蹂躏，贪污和朋党主义使它们
的困难变本加厉。新加坡没有贪污和朋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金融
危机。其他国家却为此蒙受数以万亿元计的损失。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
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
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发展商同样主动地给予它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
中大约5 到10％的买客5 到7 ％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有关房产价格立
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
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交易所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
由于我的弟弟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
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
对于有人指我们不当地获得折扣，芝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具有40年承办产
权转让业务经验的律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指责，因为发展商在售卖房地
产时给予折扣早已是惯例。我也同样气恼。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
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 万元的折扣交
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
笔钱，因此下令把100 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
担任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 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我也要求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
论过程中，反对党议员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
买房产过程没什么不妥。这些反对党议员包括两名执业律师，其一还是反对党领袖。
我们把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地占了便宜的经过，完全公开披露，结果第二年大选，
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