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曾子墨自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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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
“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 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 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
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
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
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 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
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
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
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5。万里之外的援助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
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
用，我把它们一古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证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
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 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
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 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
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
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 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 分钟时，我不得
不冒失地打断Joe ，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 分钟， 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
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
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 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
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
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 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
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
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 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 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
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911 ”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
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
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6。头顶光环的投资银行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
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
赴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 at the Gate（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
以250 亿美元收购了RJR Nabisco ，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
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
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自己的简历锦上
添花、尽善尽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找暑期工更难，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
我始终相信，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
于是，不论关系远近，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
我执著的“骚扰”。终于，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中国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无音信。
“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我只能像阿Q 一
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两个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的电话，请我到纽约去面试。
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初次面试，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已经是某著名投
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招聘者问：“你为什么对Corporate Finance （公司融资）感兴趣？”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
对方又问：“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 ？”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于是更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 ，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
“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 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吗？”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
Corporate Finance 和M&A （收购兼并）一样，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Corporate Finance
来泛指Investment Banking。
通俗点说，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
“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7。“借”一身套装去面试
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 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 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
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
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
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
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 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
刷卡金额不是500 美元，而是只有5 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帐、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
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 Tracy 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
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第二部分
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