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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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币银币。

　　假设某银行家，以十万镑期票，借给他的顾客，这种期票，既然和货币有同等作用，所以，债务人自当偿付利息，象借入货币一样。这利息，便是银行家得利的来源。发出去的期票，固然有一部分会不断回来兑现，但总有一部分不断在社会上流通。所以，他发出去的期票，虽然是十万镑，但有二万镑金银币，常常足够应付不时的需要。这样，这种期票的发行，使二万镑金银币可收十万镑金银币的功用。同一数量消费品的交换，同一数量消费品的周转和分配，可通过这十万镑期票而实现，和通用十万镑金银相同。因之，国内流通用途，可省八万镑的金银。假设国内银行林立，都依达办法经营，那末，这时流通国内货物所需的金银，就不过等于没有这期票时代所需的五分之一了。

　　让我们假设，某个国家某个时代的通货总共为一百万镑，这个数目已够流通国内全部年产物。再让我们假定，后来因为银行林立，发行兑现的期票一百万镑，而在金柜内保留二十万镑，以应不时的需耍。这样，在流通界就有了八十万镑金银币，和一百万镑期票，总共一百八十万镑了。但国内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流通、周转和分配，原来只需要一百万镑；现在，银行的作用又不能马上增加国内年产物数额。所以，在有银行作用以后，流通国内年产物，一百万镑仍是足够的。待售待买的货物量照旧，用以买卖的货币量，亦自然可以照旧。流通的渠道——如果这名称适当——自必完全照旧。一百万镑，就足以充满渠道了。逾这限度，灌注下去，势必溢而旁流。现在，我们灌注下了一百八十万镑了。八十万镑定然会溢流出米，这数额是国内流通界所容纳不下的。但是，国内不能容纳的数目，置之不用，又未免损失太大。因此，一定会把它送到外国去寻求在本国寻求不到的有利用途。不过，纸币是不能送到外国去的，国为外国离发行银行远，离可使用法律强迫其兑现的国家远，所以，纸币在外国是个能通用的。送到外国去的，一定是八十万镑金银。国内流通的渠道，以前由一百万镑金银充满，现在，却将由纸币一百万镑充满了。

　　这巨量金银送往外国，决不是无所为的，决不是送给外国作礼物的。它的外流，定然会换进一些外国货来，供本国人消费，或转卖给别国人民消费。假使运金银的人是甲国人民，他们现今用这巨量金银，购乙国货物，供两国人民消费。他们所经营的，就是所谓贩运贸易。由此获得的利润，当然是甲国纯收入的增进。所以，这巨量的金银，就象新创的基金一样，可用以开办新的事业。国内事业，现由纸币经营，金银就移转过来，作为这种新事业的基金。

　　如果他们用这巨量金银，购外国货物，来供本国消费，那买进来的货物，不是（）游惰阶级消费的货品，如外国葡萄酒、外国绸缎等等，就一定是（二）更多的材料、工具和食料等，从而维持和雇用更多的勤劳人民，这些人民再生产出他们每年消费的价值，外加利润。

　　如果用于前一途径，就无异鼓励奢侈，增加消费，而不增加生产，不增加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基金，对社会无论就那一点说，都是有害的。

　　如果是用于后一途径，却可鼓励勤劳，虽然会增加社会上的消费，但也会提供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资金。消费者会把每年消费的价值，全都再生产出来，同时提供利润。社会上的总收入，换言之，社会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势将增加起来，其增加的数量，等于工人对加工材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社会的纯收入，也必然增加，其增加的数量，等于上述价值减去这些工人使用工具机械所需要的维持费后剩下的价值。

　　由于银行作用而被排往外国的金银，假如是用来购买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就有大部分是，而且一定是，用来购买第二类货物。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固然，也何这详的人，他们的收入虽没有增加，却忽然大挥霍起来，但我相信，世界上，决没有一个阶级，全是这么办。谨慎从事，固然不能望于人人，但至少，一个阶级，总有大多数人不侈靡，不乱花钱，这大多数人的行为，总能奉行谨慎的原则。至于那般游惰者，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能由于银行的作用而增加毫米，所以，除了少数实际的例外，他们这一阶级的费用，亦不能由于银行的作用而增加。游惰阶级对外国货物的需求，是照旧的，或者大概照旧。由于银行作用而排往外国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消费的货币，亦只有一极小部分，是用来购买这般人需用的物品。其中大部分当然是用来振兴实业，不是用来奖励游惰。

　　我们计算社会流动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量时，常须记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社会流动资本中，仅可计算食料、材料、制成品三项。而由货币构成，仅用以实现这三项流通的部分，必须减去。推动产业，需要三件东西，即材料、工具和工资。材料是工作的对象；工具是工作的手段；工资是工人作工的目的。货币既不是工作的材料，亦不是工作的工具；工资虽普通用货币支付，但工人的真实收入，并非由货币或金块构成。构成工人真实收入的，是货币的价值，或者说，是金块所能换得的货物。

　　一定数量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量，显然等于该资本能供给以材料、工具以及适应于工作性质的维持费的工人的数量。购买材料工具和维持工人，固然少不了货币，但该资本全部所能履用的劳动量，无疑不能同时等于用以购买的货币和被购买的材料、工具、食料。而只等于这两价值之一，与其说等于前者，无宁说等于后者。

　　以纸币代金银币，则全部流劝资本所能提供的材料、食料和工具，必按所代金银的全价值而增加。流动和分配轮毂的全部价值，现在被加在本来靠它而流通的货物的价值上面。这件事，有些象某个大工厂厂主的处境。由于机器的改良，他舍弃旧机器不用，把新旧机器价格之差额，加入流动资本，即加入作为购置材料、支付工资的基金。

　　一国流通的货币，对于靠它而流通的货物的价值，究竟保持着什么比例，也许没有确定的可能。有人说是一比五，又有人说是一比十，一比二十，一比三十。但是，货币对年产物全部价值所持的比例，无论怎样微小，在年产物中，只有一部分，常常是一小部分，指定用作维持产业的基金，但货币对这一部分年产物所持的比例，总该不小。如果以纸币代替，流通所需要的金银量减少到等于原先的五分之一，那末，其余那五分之四，若有大部分是加在维持产业的基金内，那当然会大大增加产业的数量，因而会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晚近二三十年来，苏格兰几乎所有大都市，都设立许多银行，甚至穷乡僻壤，有时也如此。这种银行作用的结果，正如上述。国内事业，几乎完全用纸币周转；一切种类的购买和支付，亦都凭借纸币。除了兑须二十先令的钞票外，银币很少见到，金币尤其少见。银行林立，虽未免良莠不齐，以致议院有立法制裁的必要，但国家曾因银行设立而得莫大利益，却无可违言。我听说：格拉斯戈自银行创立以来，十五年间，商业竟已加倍。苏格兰的商业，自两公立银行（一名苏格兰报行，1693年国会议决创立；一名皇家银行，以国王敕令设立于1727年）在爱丁堡创立以来，就不只加了四倍。在这个短期内，苏格兰一般的商业，格拉斯戈的商业，是否这样增进，我不敢自作聪明，妄加断议。若果如此，则如此巨大的进展，似乎不能尽归功于银行的设立，或许还有别种原因。不过，说苏格兰这个时期的工商业大有增进，并且说银行设立，就是它们增进的一个大原因，总不见得错误。

　　在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前在苏格兰境内流通而在合并后不久拿到苏格兰银行再铸的银币价值，为四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七镑十先令九便士。关于金币，则无可稽考。但据苏格兰造币厂旧帐簿所录，似乎每年鼓铸的金的价值，略多于银。当时有许多人惟恐银一入苏格兰银行即不能复为己有，所以有许多银币，始终没有拿到苏格兰银行去；此外，还有若干流通的英格兰铸币，亦未曾缴进去。所以，未合并前，苏格兰通用的金银币价值，合计不下于一百万镑。这数额似乎构成当时苏格兰全部的通货，因为当时苏格兰银行虽没有竞争者，它的钞票发行不少，但在全部通货中，仅占极小部分。现在苏格兰的全部通货，估计当不下二百万镑，其中金银币大概不过五十万镑。但是，苏格兰的金银币虽是大减了，它的真实财富，它的繁荣，却丝毫未受损害。反之，农工商各业的发达，是很明显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亦很明显。

　　银行发行钞券的主要方法，是贴现汇票，换言之，是垫付货币，收买未满期的汇票。汇票不等期满，即可持票往银行预贷现金。银行方面，就计算到期应收的利息，在全部贷额中扣除。到期后，汇票的兑付，既可偿还银行预贷出去的价值，还会带来利息形式的纯利润。银行贴现汇票，是以本银行发行的钞券支付，并不是以金银支付。银行家可以根据经验，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把钞券垫付出去，所以，他所能贴现的汇票金额，可以加多，他在利息方面所能获得的纯利益，亦自然加多了。

　　苏格兰的商业，今仍不甚繁荣，在上述两银行创立时，尤不足道。如果该两银行单单经营汇票的贴现，营业必甚寥寥。所只，它们发明另一方法来发行信用券，即所谓现金结算法。随便那一个人，只要他找得到两个有确实信用并有确实地产的保证人担保，并允在银行要求偿还时即如数还清所借金额及其法定利息，就可向银行商借一定数额的款项如二千镑或三千镑。我相信，这种贷放方法，世界各处银行都有。但据我所知，苏格兰各银行所接受的还款条件特别简易。这也许是他们银行营业旺盛、国家得益深厚的主要原因。

　　在苏格兰，凡具有上述信用条件向银行按照这个方法借到比方说一千镑的人，可以随时分期还款，有二三十镑就可付还一次。银行方面就以每次收款的日期起，至全数偿清的日期止，计算每次所收回的数额，并在全部金额的利息中，减少相应数目的利息。各种商人，各种实业家，都觉得这种方法很便利，因而乐于助长银行的营业，不但在一切支付上都欣然接受银行钞票，并劝人接受。在顾客商借货币时，银行大都以本银行的钞票付给。商人以钞票购买制造者的货物，制造者以钞票购买农业家的食料、材料，农业家以钞票付给地主作为地租，地主以钞票付给商人购买各种便利品、奢侈品，商人最后又把钞票还给银行，来抵销借款。因之，全国银钱来往，几乎无往不用钞票。银行营业，自然就旺盛了。

　　赖有现金结算法，商人们得推广营业，而不致有危验。假设有两商人，一在伦敦，一在爱丁堡，所经营的营业相同，所投下的资本相等。爱丁堡商人因有现金结算法，所只营业规模能够搞得较大，人员能够用得较多，而不致有危险。伦敦商人则因无现金结算法，常须在自己金柜内或在银行金柜内（那自然没有利息）保有巨额货币，只应付不断的索讨赊购贷款的要求。假定常须保有五百镑，那末，和不需常常保有现金五百镑滞财的场合比较，堆栈内货物的价值，就会少五百镑。假设商人保有的存货普通每年脱售一次，这时候，与无需保有滞财的场合比较，他就困为常须保有五百镑滞财，所得而脱售的货物，总少五百镑的价值。在这场合，他每年的利润，他所能雇用以办理销售事务的工人，都必定比他能多卖五百镑货物的场合少。反之，爱丁堡商人，无须保有滞财来应付这种不时的需要。万一遇有急需，他可由现金结算法，向银行借钱来应付，以后，接续有售卖，即以所得货币或纸币，逐渐偿还银行借款。与伦敦商人比较，他可用同量资本，囤积较多量货物，而无危险。因之，他给自己赚取更大的利润，给那些为市场提供货物的劳动人民以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家因之得利不小。

　　固然，英格兰银行通过贴现汇票所给予英格兰商人的便利，可等于现金结算法给与苏格兰商人的便利，但要记住，苏格兰商人也可向银行贴现汇票，和英格兰商人一样容易。而除了贴现期票，苏格兰银行还有现金结算法，故于商人尤为便利。

　　任何国家，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