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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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二部分金圣叹的面目（1）
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密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由于害怕和某种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此信私下开拆并与一个关系相当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连同他的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奏销案等其它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产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是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自当天中午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半年前的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下来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口述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相当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把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将它们装上去则无疑显得困难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一百余颗人头犹如西瓜乱滚的刑场仔细辨认出自己亲人的首级就远非一件易事，而且还需将它准确连接在相应的尸身上。何况当初被斩首的除哭庙案的十八名书生外，尚有无为教案、镇江附逆等其它要案的大批人犯。向刽子手行贿以求得指点于是就成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手段。几天以后，当这乱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完毕，巡抚衙门催解八名首犯家属的令牌早已火速递至。由于在清朝一人犯法，全家同罪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煌煌大律，除怀中婴儿可依例幸免外，其余者当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岁皆手杻，其长大者皆械系，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下数行，而唾骂抚之惨刻者……驱出阊关，远涉宁古塔。”我们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辽阳，他们大约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后，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与救赎下得以侥幸还乡。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就是这样飘忽、无助、身不由已。“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作为犯属亲家的吴江诗人沈永令这两句诗尽管艺术上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对他们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遭际作了凝炼的概括。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看来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灵感、借鉴与效仿后的产物。然而让人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位当时政府眼里的所谓政治动乱分子，在一生的几乎所有时间内却一直是相当本份的职业作家兼书商。尽管不幸生于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尴尬年代，又身处满街都是爱国志士的三吴中枢苏州，但他对新的历史与政治格局所持的态度却相当暧昧，并非如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始终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敌意。我们既无法在复社党员光荣的花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或当地郡志中弄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明他确实象陈子龙、顾炎武那样直接参加过与清廷的抗争。如果有谁正好于顺治年间去他位于苏州憩桥巷一带的家中拜访，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会很乐于向你描绘他们眼中金的形象。首先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的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甚至这些还不代表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对于某些有着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并沮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文集里的那篇让人眼界大开的《感春八首》诗前的自序。尽管很多人出于各种动机多年来对此伪为不见，倒也不见得有人敢公然否认它的存在。这篇序言的全文是这样的：“顺治庚子八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我们忍辱负重的前朝遗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的当今皇上，这确实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闻之余“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赋”云云，想来也就应该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宽容与理解。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肆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圣恩，令人发笑。”沪上学者金性尧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也曾有过怀疑，好在他很快就从清初名僧木陈的《北游集》里找来了佐证。根据这位不打诳语的苏州大和尚的回忆，当年他在北京与顺治刚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其中“才高而见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那些指望将金作为一位地下党员式的作家来研究的论者面临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些史料的真实的力量，以至他们在此后论述作者的生平与思想时不得不象步入雷区的士兵一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金的各类传记中，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廖燕的笔触稍稍切入了金仿佛重钥深锁的复杂内心。在他为金撰写的《金圣叹先生传》里，金一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在红尘十丈的世俗生活里安居乐业，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第二部分金圣叹的面目（2）
少年时代的金圣叹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类既无家庭背景也缺少贵人相扶的出身贫寒的书生。由于生平没有画像传世，我们很难想象这位风尘异人小时候是怎样顽皮的一副模样。不过性情狷介，桀骜不驯是应该可以肯定的。这从他十岁入塾读四书五经无精打采，“意惛如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这些存世纪录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通俗文学仿佛与生俱来的那种投契与热爱。根据可靠记载，他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传》等书时的年龄仅只有十一岁。也正是在那一年稍后他初次应童子试，其表现就象他心仪的那些梁山好汉那样胆大包天、放诞不经。“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后作小诗，讥刺考官”。得到的惩罚当然是“辄被黜”。记录在采蘅子《虫鸣漫录》里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让那些喜欢探究事物根源的读者领略金自少年起就具有的那种非常人所能及的语言及讥讽天才。一次县府的教谕与训导——正考官与副考官——因为恶金平日所为，有意绕弯子骂人，出了一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试题难他，而金一笑之下欣然命笔：“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辞意间的转圜与张力天衣无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至“学博见之，亦无奈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类此。”当然以上说的都是前朝旧事。在朱明帝国的晚期，金迫于生计，在同邑乡绅戴宜甫府中担任家庭教师。其时他的处世面目随之从一个放言无忌的儇薄少年，突然一下子竟变为谈神说鬼、道行无边的资深法师。钱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也曾说他是慈月宫陈夫人后身。“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不识由愤世嫉俗遁而语怪耶，抑姑以钓名耶？二者或兼而有之，不然谦益望重，未必能得其文也。”邓之诚当年在《清诗纪事初编》里为勘破此谜看来也曾动过不少脑筋。一个吴中名僧戒昱在戴府作客时甚至亲眼看到过金披发闭目，口吐白沫，用一枝乩笔在沙盘上乱划，声称天台无叶泐法师神灵附身的滑稽场面。对此周作人的评价“少年狡狯”虽大致切中要害，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是内心深处无可排遣的怀才不遇之感所直接导致的行为乖张。更确切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