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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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灵前恸哭那一刻，他血液中的秘密主人——宏大的道家哲学——唤醒了他。他对生命、知识、服饰饮食有了新的认识与新的感悟。在这以后的十年，可以想象他的心境并不平静。他仿佛在寻找什么，企图穷尽什么。完成于这段时间内的哲学著作《玄真子》十二卷显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他心灵的隐秘，但这部令人神往的大书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现在可以大致确定的是，到了公元七六二年——唐肃宗宝应元年，他博大的思想开始澄清，于是他在当时另一贤士，他的兄长张鹤龄的劝说下到绍兴东湖隐居。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种隐居是对茹毛饮血的史前生活的刻意仿效，不带半点文明的印记。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用来说明他当时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根据颜真卿的回忆，陆羽去绍兴东湖与张志和见面时曾问及他与哪些朋友交往，得到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以日月为灯，天地为室，与四海诸公未尝少别，有何往来”？
在西塞山，张志和找到了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东西，孤独与大气。这里远离唐代中期繁华喧动的笙歌楼台，也不等同于会稽东部的闹中取静。纯粹的自然景观。烟波迷离的凡常湖上，桃花流水，鳜鱼白鹭，加上陌头的桑姑，水边的钓叟渔娃，寺院的钟声，俨然陶潜《桃花源记》里所描述的理想生活的一个绝佳的现实版本。当时年约四十来岁的张志和显然十分满足自己的人生选择。白天他在烟雨中垂钓吟咏，夜晚宿于芦花深处，抱月而眠。这种浪漫的描绘其实来自他本人的自述：“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薄莼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此诗系他题为《渔歌子》的一组诗中的第三首与第四首。
这是一个被巨大的孤独彻底征服心灵的男人。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种孤独，这种对人世的遗弃到了何等乖僻、不近人情的程度。栖贤山和西塞山是湖州地域邻近的两座名山，在唐大历八年的栖贤山顶的一座寺院里，差不多集中了一大半的江南名士：皎然，陆羽，颜真卿，女道士、唐代三大女诗人之一的李治，大历十大才子中的耿讳。他们在编撰一部空前绝后的典籍《韵海镜源》，其中不少人是张志和的故交或旧识。令人不解的是他始终与他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这个判断源自对《颜鲁公文集》的重新阅读。顺便提一句，这位以忠烈闻名的湖州刺史大人喜欢玩一种有趣的诗歌游戏——联句，具体的方法是由一人先吟一联，然后按顺序各人均依原韵联下去，并需将诗意扩展推进。在他数以十计的这类文字游戏中，参加者的名单长得可以从山上排到山下，这中间有僧人，酒鬼，幕僚，道士，歌妓，白衣寒士，浪子和现职官员。但没有烟波钓徒张志和。也许我可以把这看作是偶然现象，但他初来湖州之际与颜真卿那番著名的对话使我最终排斥了这种可能。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3）
我在这里描述的到底是一位隐士还是一种生存方式，我分辨不清了，也许在精神深处它们是相通的。考虑到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特殊政治背景更该作如此推断。尽管外国文人中也有，例如十九世纪隐居在英国北部湖边的华滋华斯与柯勒律治，法国的耶麦，美国的摩温和在此之前隐于太平洋沿岸卡梅尔小镇上的诗人杰克逊。但在我看来这些工业文明的逃离者比之一位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国古人则有着明显差别，不仅是时间，而且在高度的占有上张志和也走在了他们的前面。用“逃避”、“超越”、“独善其身”等概念来界定他显然不胜其力，他的一切已脱离了尘世的范畴。他不需要这个世界，因为他的蓑衣笠帽下面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世界。就像他在一首神秘诗歌《洞穴歌》里所说的：“无自而然，自然之无。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团圞。”
我突然有一种对他形象揣测的强烈冲动。迄今为止我们已大致了解了他的习性、思想、服饰与起居，而有关肖像图录部分却因某种历史缺憾一向稀为世知。当然我无法想象他的仙风道骨和鹤发童颜，如同我们在影视以及典籍的《高士传》一类文献中所见闻的（包括好友栾保群君费心为我找来的明人《列仙全传》中的那幅绘像）与其这样，我宁愿想象他矮小、消瘦，具有普通人的弱点和动人之处，御野服，执麈尾，睥睨四顾，疲倦的眼睛里火焰的余烬，于开合之间可依稀辨认出精神的霞外之思。我承认这种描绘并无任何文字依据，仅仅出于直觉，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人格力量统治下的容颜的大胆猜测。
西塞山是张志和恬淡人生的生动象征，也是人与自然相互寻找并相互感化交融的典型事例。在外人看来这种结合纯属天成，其实却有着更深的背景。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他的父亲张朝真，这是一位谦谦长者与著作家，喜好药石、长生之术，尽一生努力为《易经》作注。而他的哥哥张鹤龄更是一位虔诚的道家弟子。在这种浓重的宗教气息中长大的张志和即使对功名官爵也有着与常人相同的兴趣，但他对生命以及灵魂的认识比之他的同时代人却要深刻得多。现在还不清楚他十六岁那年以什么得到了肃宗的宠爱？也不清楚他突然离开湖州的日期以及为何要匆匆而去，甚至不向主人辞行。厚道的颜真卿当时正为他新制了一只舴艋舟——作为友情的表记——以至从此无所归属，使这位好客的刺史大人不免大大扫兴。这以后张志和的身影便从中国文学史上消失。唯一透露他一点信息的是一首题为《上已日忆江南禊事》的短诗，根据诗中的意象和情绪可以肯定他后来到过黄河中游一带，我的个人推测是又回到了帝都长安。这真是“大隐隐于市”了。在那里，他回忆在湖州时的诗酒生涯，字里行间流动着明静而纯真的光芒。
西塞山在所有与名人有关的山中不是最高的，我对它的特殊兴趣也仅仅因为它的真实。不幸的是，西塞山象所有山峰一样，也有自己似乎永难摆脱的内在阴影。但它的阴影只是消极人生的自然折光，是对人无法支配自己命运这一永久事实的深深畏惧。而这种精神思考远不是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山中林下搔首弄姿的人物所能望其项背。就王维而言，他虽然歌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其真正目的却是要让数百里外帝都宫廷里的君王及他的旧日同僚们听到，让他们惊羡：“王维这家伙如此闲适，真让人神往啊！”而张志和的意义就在于心灵与行为的统一，这方面的高度我以为只有东篱醉酒，倒履迎客，悠然见南山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差近似之。
然而西塞山在中国文学上的光辉并没有给它周围的居住者带来什么。当外省的文人因无缘识荆而恨恨不休时，当地的青年却卷起铺盖，或在自行车后架上载上鱼篓朝城市涌去，去寻找梦境中的宫殿、富裕、文明和公共娱乐。对他们来说，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这不是张志和的悲哀，这是时代的悲哀。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在烟雨冥冥中回想消磨在尘世中的时间和生命，他们会崇仰一位古代伟人，尽管他们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他。
独船墩是位于凡常湖正中的一个幽绝去处，它的取名肯定具有某种人物背景和事态寓意。在我心目中它当然与张志和有关。现在我回想起当初拿到登载我论文的杂志的那个下午，我坐在那里，一边遥想先贤当年一边把文章焚祭撒在水面：
春天的渔夫隐藏真相的蓑衣箬笠
落满冬天厚厚的雪。
我注意到他著作里的白鹭用翅膀——而不是脚
——感知世界。
用沉默说出真理。
是什么剥削我们脸上的光芒？
一些虚荣的文字，功名，一顶冠冕？
一个蔑视自己的人 已经看到大理石的伤口。
于是他用流水的方式起居 用桃花的嘴唇饮食。
寄居于鳜鱼的生活，舴艋舟隔开废墟与宫殿。
尘土中微末的修道者啊
他在西塞山前找到精神的终极。
在斜风细雨中 著书垂钓 长啸短吟 计算里程与天日。
这是一个诗人采用过的方式。
一个智性生命 以朝靴为酒具
使谵妄的后来者饮到心灵想饮的酒。
他和那桃花、流水、鳜鱼
以及西塞山是同一种事物。
就是那天下午，我承认自己以往对生活的认识浅薄无比。我把西塞山和它的创造者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后来又有了一位，那就是现今隐居在明尼苏达州乡下他父亲农场里的美国当代诗人罗伯特·布莱。这位前耶鲁大学的教授，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领袖人物，却在他事业与文学的巅峰时刻辞谢功名与繁华。我想象他饱受工业文明洗礼的沦桑眉目间的深邃与单纯。直到前不久他的中国朋友，重庆的青年翻译家董继平来湖州，给我带来了他亲笔题赠的照片，使我再次有理由为自己猜测的大胆与准确而自鸣得意。
结束一篇文章比开始动手写它肯定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当叙述到了终极，心灵中的人生积郁——按照古典的说法是“块垒”——一倾而尽，我将再次被迫回到现实之内，在齿轮和粮食中，日复一日地生活。西塞山对我来说始终是与神物意义相近的一种存在。由于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惰性和自以为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让它成为旅游胜地这一良愿看来已几近于空。但文学上和精神上的意义却长存于世。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高的山峰之一，和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象征，它的超凡脱俗、幽私、以及神秘的感召力，使我在世俗的光芒中想象了许多年后：一个舴艋舟的驾驭者，往来苕霅之间，他终于从现实的居住中解脱出来，泊舟山前。垂钓船头。与西塞山朝夕相依。在斜风细雨中感悟微妙的人生。——寻找到永恒的安宁。
（一九九○年九月病中作
十年后改定于湖州寓所）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1）
一
公元一五九五年三月上旬，一通几乎注定要在以后的文学史上留下印迹与标记的书札薄若蝶翼，由位于苏州锦帆泾头的原吴县县署大堂发出，穿过杏花春雨江南的千里蒙蒙烟水，于两月后的一个黄昏，平安抵达收信人湖北公安县长安里生员袁中道的手中。由于信封上事先标明须与城南文社诸友同观的字样，后者接信后自然不敢怠慢，当即找来这个当地著名文学社团的主要成员李学元，龚散木，龙膺兄弟等人一起拆看。银刀落处，封皮裁开，只见数张制作精良的碎金吴笺上，一手熟悉的形神颇肖的米颠草书，正是他们急切期盼中的城南文社前任社长，也就是现任社长袁中道的哥哥袁宏道报知近况的手札。上面龙飞凤舞写道：“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但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耳。吏道缚人，未知向后景状如何，先此报知”。字数虽然不多，但一派少年得意，才大志高，视富贵若探囊取物的顾盼自雄情状溢于言表…简直比当年陶渊明出任桃源县长时的姿态还要来得张狂。说来也真是的，以此信主人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后即轻取进士，得文坛第一高人李卓吾推许与夸赞，与汤显祖，曹学佺，董其昌等知名人士诗酒唱酬，并于二十七岁当年慨然出任天下首富之地江苏吴县知县的政治与文学资历，这样的喜不自胜与轻狂劲儿就算有些过份，倒也说得上是情有可原。尤其对于他家乡公安县的旧日文友来说，这封令人振奋的来信不仅将他的诗社在当地的享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为这些尚处于寒灯苦读中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心灵注入了必需的精神力量与现实楷模。是的，他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就像他甚至也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一样。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仅仅两年不到，当这位世人眼中的大牌名士兼仕途通达者突然连续发表著名的《去吴七牍》，并以家庭与个人身体状况等明显经不起推敲的借口，死缠活乞，执意辞官，在当时媒体和政界何以会产生如此突兀且耸人听闻的震惊与轰动了。
二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万历二十二年秋天当政界新宠袁宏道…文坛上下习惯称作中郎，今姑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