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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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地看到此书一直被禁锢，甚至它的全刻本至今我们仍然只有在国家图书馆或专卖盗版本的地下书摊才有可能找到。
后来的事情
三吴之游以后余怀似乎还去别处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南京的家中。他对自己此次旅行的评价相当不错，即包括艳遇，游山玩水，吹牛聊天在内的所谓“一游而三兼”。说白了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个作家去外地参加笔会。此后几年他仍然频频往来于苏州与南京之间。由于在两地都有别墅和朋友，加上疏狂放浪轻财仗义的个人风格，以及任何时代都必不可少的金钱与知名度的强有力支持，以至一段时间内被隐隐视为南京文坛的领袖人物。他自己似乎也有意通过政治独立、经济自给、诗酒风流等手段将自我形象维持在经典的水平。大约一六六○年左右父亲去世，他终于移家到心仪已久的姑苏城外虎丘。当时那里聚集着宋荔裳、周亮工、尤侗等戏剧界大腕人物，加上不久后也在苏州买了宅子的李渔。这些夏袭葛披，冬天穿着厚厚的裘皮华袍的遗民准遗民整天厮混在剧院或妓楼，他们有舞台优伶的雍容儒雅风度，爱吃螃蟹和河豚，喜欢对色情开着各种机智的玩笑。他们讨论剧本，研究食谱，征选歌曲，出任各种选美活动的评委。戏剧＋性＋生活享乐——这是他们友情的基础与纽带。其中余怀与李渔的交情较他人似乎又要更深一层。从两人的文札往来中也可领略到只有知交之间才可能存在的那种默契与坦诚。如其时新纳乔、王两姬的李因房事过度不堪支持，余主动将自己屡验不爽的秘密春方推荐给他。而李有关女性服饰与化妆的新著脱稿后，也曾指名余的爱姬作为第一读者，并“不吝斧削”。然而，尽管日常生活是如何的潇闲奢靡、声色并茂，那种白发龟年说天宝旧事的沧桑之感还是免不了于酒阑歌歇之际频频袭来。这就是余中年以后为什么要花好多年的时间写作《板桥杂记》一书的全部秘密。
余怀晚年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对声色美人终其一生的浓厚兴趣。在为李渔《闲情偶记》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虽然自陈“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踮屐，而今老矣，不复为矣！”但同时也坦然承认“虽颓然自放，倘遇洞房绮疏，交鼓絙瑟，宫商迭奏，竹肉竟陈，犹当支颐鄣袖，倾耳而听之。”这段自述为我们刻划出一个惟妙惟肖的《儒林外史》中严监生那样的形象——虽财色各为异途，但声色何其相通乃尔！从他一六七一年端午前后两次携才六七岁大的三个儿子在朋友家里看戏，也可知道他搬到苏州后又置新妾，而且数量可能还不止一人。这以后随着周亮工的辞世，李渔回迁杭州，尤展成举博学鸿词去北京做官，我们当时已自号曼翁、曼持老人的余淡心先生一下子也突然从后世研究者的视线中消失。除了知道他六十六岁那年还去海盐看过当地大儒汪森外，从此下落不明。以至一直对余感兴趣的今人黄裳后来偶然在曹寅《楝亭图》的众多名人题咏中，发现他署名“旧京余怀”的两首短诗，不免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惊喜。
黄裳先生还在《艺风堂友朋书札》找到杨晋、恽恪曾为余怀画肖像的线索。华亭丹青名手宗汉也曾有过这样一幅即兴式速写，当时还开玩笑地“补楚云醉卧于其旁”。可惜二者现均已不传世者久矣！而且文字介绍也缺乏生动的形象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帮助我们领略他的神采风貌，使读者在掩卷遐思之余，尚能形神略备的，看来只有吴梅村那首有名的满江红词《赠南中余淡心》了——限于篇幅，请允许我只抄半阙：
绿草郊原，此少俊，风流如画。尽行乐，溪山佳处，舞台歌榭。石子岗头闻奏伎，瓦官阁外看盘马。问后生领袖复谁人？如卿者。
吴梅村的词里当然也提到了舞台，因为这是包括他在内的那些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叶的遗民孤臣孽子忘怀政治苦痛的唯一方式。在对前朝衣冠制度的观赏与留恋中，遗忘头顶的发辫，就像本文的主角曾打算通过不间断的出游遗忘他的真实自我一样。但生活不是演出。生活是现实。那些借酒浇愁的人总有一天将看到杯中晃动的其实是火焰，沉溺美色者最终也将发现自己获得的只是更大的空虚。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几乎一生都“优游林下”“寄情声色”的吴梅村到头来还是发出了“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今心力已枯，一至于此”这样沉痛的悲恸。尽管这只是他临终前的个人独白，但从文学史的角度则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尴尬、无奈的时代的共同心声——尤其是他的朋友圈子里与他具有同样身世的那几个人——包括陈其年和侯朝宗，还有尤侗，还有隐居的冒辟疆和做官的龚鼎孳，还有躬耕太湖东山的顾伊人，当然——还有最终不知飘游到了何处的余怀。
二000年国庆定稿于太仓
第三部分沈复自述（1）
一
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曾从相反方向改变了我对人生原有的印象。一七七五年，我刚满十三岁，乘坐前人或同时代作家作品中多次描述过的那种充满奇遇色彩的夜航船，跟随母亲前往南京外婆家探望卧病已久的舅妈。那时正值太平盛世，沿途物产丰富，士风奢靡。关于这次旅行，脑海里至今保持着如下清晰画面：一是当天晚上我乐不思眠，凭借低矮的舷窗，曾惊讶于凸现在江枫渔火古典意境中的达官名士奢侈的夜生活。另外那就是到达南京后与表姐兼未来的妻子陈芸急不可待的相见，以及接受她手赠的“秋俊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一佳句时的缠绵情景。当时距芸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舅舅陈心余先生逝世差不多已有十年。尽管年龄与我仿佛，她却俨然以家政主持者的形象出现在厅堂或厨下，一家三口的衣食，包括弟弟的学费、母亲的药资全赖她擅长女红的十指供给不说，同时还不废阅读和吟咏。这样的女性当然为其时正情窦初开的我所深深心仪。于是就在那天夜里，在一阵羞涩和慌乱中我向母亲坦陈了事后看来也许不无冲动的内心的真实向往。第二天起床后不久，一枚作为信物的戒指就从母亲臂上脱下，郑重交到了芸的长辈手里。对这桩婚事的顺利和神奇速度许多年后仍然使我感到困惑不解，也许是当时我的真情打动了母亲，也许整件事情原本就出于大人们的精心设计。但不管怎么样，我和淑姐（芸的全名叫陈淑珍，字芸，因年龄大我十个月，故大多时候我还是习惯以淑姐称之）就这样在偶然的一见钟情中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并发誓从此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天的精确日期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的早上。
几个月后的初冬，陈芸堂姐的出嫁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十分难得的相见机会。携带我前去出席婚典的仍然是我的母亲。在花烛与绫罗的海洋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云鬓花颜、通体素淡，唯一表现婚礼喜庆气氛的仅是脚上一双自制的做工精美的绣鞋。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仔细端详了她的容貌。虽然自忖放肆已极，但偷看的内容其实仍然只局限于她的身体上部：削肩长颈，眉弯目秀，举止顾盼间有一种天然高贵的与众不同的品格。尤其是唇颊间那种若隐若现的梦幻与叛逆的痕迹，让我感到既担忧又神往。让一个天生丽质的做梦的女人生活在贫困环境里当然是一种犯罪，起码也是资源的浪费。我想像自己有汉武帝金屋贮娇那样的财富与权势，尽管后来经过多番努力，我还是不得不将她迎娶在苏州沧浪亭西旧宅的那两间木楼里，而且贫困程度也并无多大改变，到后来甚至较她的闺中岁月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想到这些不禁令人黯然神伤。
当天夜里送亲归来已是三更时分，婢妪送来枣脯作为宵夜，我一向讨厌甜食，芸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天才这时充分表现了出来。她暗捻衣袖——出于羞涩与怕同伴取笑——将我引入她的闺房，飨我以预先备下的热气腾腾的白粥和几碟精致酱菜。几年后在苏州，她又让我品尝她亲自动手制做的虾卤瓜和玫瑰腐乳。那时她嫁至我家差不多已有一年，不仅以努力表现出的所谓妇德以及一手出色女红赢得左邻右舍的尊敬，而且轻财重义。手边的一个例子是我弟弟沈启堂与吴中名儒王虚舟先生的孙女订亲时由于家中缺少珠花，芸当即倾自己箧中所藏慨然相赠。至于裁剪衣料，培植盆景，整治菜蔬之类那更是她的拿手好戏。但我知道隐藏在这些日常琐碎事物背面且不安骚动的，是她天生的自由精神以及为时代与传统士绅家庭所无法容忍的浪漫。“一个生活的玩火者最终将毁于他自己点燃的火焰，就像用蜡炬翅膀飞行的人终有一天会在太阳下露出原型。”在二十岁的某一天，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说来也真够巧的，那天也正好就是我被迫品尝素所讨厌的卤瓜与腐乳的日子，而我之所以甘愿这样做，理由当然是为了爱情。当天晚上我们在住宅后面的一处古迹洞庭君寺踏月散步。芸怯冷怕风，楚楚可怜，我紧紧将她拥在怀里，内心为一种自以为是的爱情所感动。我们在月下盟誓，花前私祝，愿来生来世继续有缘结为夫妇。然后接吻，做爱，情不能已。夜深时分，当她在我怀中犹如婴孩宛转娇啼，皇帝驾幸江南的仪仗与车马正从庙门外惊天动地地碾过。
我最后一次将芸这样拥在怀中，心肝俱碎已是二十年后，在江对岸扬州先春门外临河的那两间草屋里。其时她身患血症，奄奄待毙，在大大小小的药罐拥围中犹如被命运所遗弃的孩子。家中釜薪告绝不说，连伺候病榻的丫环阿双见大事不妙也乘隙携物逃走。此前我为筹措诊费冲雪冒雨步行至数百里外的淮阴告贷，等我吃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弄到二十五两银子赶回来，芸的生命如同风中之烛已只剩下最后一点微弱的光亮。她就这么微微侧着头，象平日做爱高潮时一样躺在肮脏的床单中央，双眼紧闭。当我流泪贴着她渐渐冷却下去的消瘦的面颊，正好听到她嘴里喘喘吐出的“抱歉”“来世”这最后两个哽咽的词。我心中的悲痛与自责，我如何形容呢？尽管她的死有着涉及家庭、环保、礼教、性生活不谐、社会舆论与饮食习惯等诸方面的复杂原因，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无法因此而宽恕自己。怯懦、任性、谋生计拙，还有对家庭和父亲无原则的屈服。尤其令我伤心的是她临终前唇间浮现的那种欲言又止的暧昧笑容。一个出色演员就此退出人生舞台，生命在我怀中消逝，而我居然还一直以她命运的守护神自居。一想到这些我欲哭无泪，这同时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五年后的今天剖心沥胆，写作这部题为《浮生六记》的私人回忆录的全部动机与原因。
第三部分沈复自述（2）
二
苏州沧浪亭初冬的暮色有一种纯粹的小米淡墨山水的韵味，又象一大块明镜透彻人生的精微。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我有幸出生在那里的一位世代儒生家庭，私下里一直自以为是上苍的厚爱与恩德。包括世道太平，衣食无愁，父母的溺爱，以及幼年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如果打开我童年的记忆匣子，就会发现除了四书五经，对园艺、物理和生物学的爱好也占据了其中相当的部分，而这对于一个传统士绅家庭的孩子来说也许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印象中我六岁时游戏舞台的主体依稀是屋后一堵倾圮的土墙，似乎每隔几天我就会聚精会神蹲在那里，观察蚯蚓、蚂蚁、蟋蟀等昆虫的爬行与饮食习惯。夏天南方的长脚豹蚊其凶猛不亚于两个世纪以后美国人的轰炸机。那时虽然我还没有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记》，但似乎已经懂得怎么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经营艺术美感。通常是在晚上，当奴婢们叫苦连天地用艾草与蒲扇跟蚊虫作战，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它们引入我的帐中，然后喷上几口白烟。于是奇迹立刻出现了：一幅幅生动的有着晚明笔意的白鹤舞空图，就这么伴我度过无数个难眠的炎热之夜。这种对生活以及弱小动物的热爱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改变。尤其是在与芸相识并结合以后，我们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插花、叠石、制作盆景、培植园蔬——甚至打制家具。比如我们结婚用房的整个设计与装修就是自己动手完成的。即使是后来漂泊扬州的那些穷愁潦倒的岁月，将清贫生活尽可能艺术化的初衷也仍然没有丝毫改变。当时我们租用的两间平房实在逼仄得难以容膝，芸从吴中太平船后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