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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呤窍嗟被�稽的。但只要她们了解这位自号病居士的明代儒生曾经是昆山历史文化的见证人和书写者之一，并且将与玉峰（现名亭林公园）、昆石、项脊轩、抗清伟业、台商投资开发区、昆剧艺术以及距此不远的旅游胜地周庄等作为这座城市的骄傲性标志并垂不朽，想必她们浓妆艳抹，展示开放时代无限风光的俏脸上立刻就会回嗔作喜。真的，谁又能断言她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呢？同样，谁也无法保证她们中不就是张的后辈。当然，在重修于一九九三年的新版《昆山县志》人物传中，我们将不无悲哀地发现，这个名字已被慷慨地奢侈地省略了——出于某种功利与盲目，以及对文学的蔑视。无独有偶，在半个世纪以来所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上，你也休想读到这个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大放异彩的寂寞者的哪怕一丁点儿事迹。　　　　
　　　　　　　　张大复散步的终点通常是位于玉峰山脚的半山桥，而起点就是他的梅花草堂，亦即现今县城第一中学附近的某条小巷。明朝万历年间它的地名叫兴贤里片玉坊。草堂西侧自北宋起一直是县儒学的所在地，而门前不远处筑于一五三七年，作为昆山砖城六大城门之一的丽泽门隆然在望。紧接着的是现为朝阳中路的朝阳门。在张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内，除了著述、设馆、作幕、出游，他时常喜欢闲坐城墙上消磨似乎漫无边际的人生光阴，或赏月沐日，神游千古，或呼朋引友，披襟雄谈。这些闻见与冥思全都被纪录在他的那部名叫《梅花草堂笔谈》的书中。此外，昆曲的渊薮，同时代著名人物的言行，里中风土，灾荒与兵寇，朝廷政纲，水利沿革以及复社的兴起与发展，也构成了这部私人笔记无以替代的显著特色。　　　　
　　　　　　　　如果我们对张死后由钱谦益撰写的墓志铭中的纪年不持异议，那么崇祯三年的七月二十九日是这位命途多舛的吴中才子在世的最后日期。七十七岁的生命期限在古代文人中尽管已算得上高寿，但考虑到其中有将近一半时间他是作为一名贫病交加的盲人作家度过的，就不由得让人为之黯然伤神。同样令人不平的还有他身后的寂寞遭遇。在此后至清末长达三百年的文学发展与演变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记起他或谈论他，仿佛他的才华、思想、情操、品质，都已经随同他的肉体被深深埋葬在玉峰沧桑的残山剩水之下。他二十世纪的第一位知音是他的乡邻无锡人钱钟书，当时年少气盛的钱看到时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沈启无的《近代散文钞》等书在论及明末散文时均对张的杰出成就置若罔闻，出于某种路见不平或书生意气，站出来独秉异议，将《梅花堂草堂笔谈》（删去一堂字）与张岱的《陶庵梦忆》相提并论，隐然视作晚明散文两座奇峰。并坦然直言：“此人外界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此后施蛰存在其主编《中国珍本文学丛书》第一辑中迅速列入了张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含蓄的呼应与回响。尽管这对张的不幸命运不能带来多少改变，但这个饱学儒生沧桑的音容谈笑总算因此在文学殿堂的回音壁上留下了零零碎碎的回声。是的，淡泊与低调有时仿佛真成了无能的某种代名词，就像谦逊往往被视作平庸的另外一种意思一样。任何时代的作品与知名度看来都离不开炒作。如果当时张能像小他几岁的袁中郎那样热衷于奇谈造势，或者仿效他的苏州老乡张幼于整天身穿戏服，头戴荷叶高帽招摇过市，惊世骇俗，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有关他的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么一个样子。当然，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他的寿限能够延长或清兵提早几年打进来，他操持兵器，甚至就是手中的拐杖，与同邑的顾炎武、归庄等人聚守在昆山城楼，摇旗呐喊。这样的话，我敢担保，在国家的文学史以及当地的县志里，我们肯定又会读到一位大义不屈、可歌可泣的伟大作家兼民族英雄。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2）

　　　　一封明人信札中写着这样简约深情的文字：“读张元长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吾将约元长坐青丘片石，各陈怀抱也”。写作者与阅读者分别是南昌的汤显祖和常熟的钱牧斋。时间大约为公元一六一二年的初秋。当时张大复正应常州推官王又新之邀在王的衙署担任幕僚，尽管双目已然全盲，钦慕他道德文章的人看来仍然不少。王与钱同时也是他与汤显祖之间数十年友情的媒介者与见证者。而隐现在信笺背后的是一个有关吴江才女俞三娘的凄婉故事。明朝万历末年汤的名气应该已经如日中天，其代表作《玉茗堂四梦》作为对昆曲艺术径蹊别通的继承与发展，在朝野上下均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全国各地上演着他的新戏《牡丹亭》，包括他的文学敌人王元美的家庭戏班子。其间有一女性追星族竟因酷嗜此书缠绵病榻，临终前松开的纤纤小手中滑落的正是此剧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这条为后世戏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最初由张记录在他的笔记里。当汤在千里之外的临川闻知此事，并收到作为该女母亲朋友的张托福建人谢耳伯辗转带到的此书的副本，心中的感慨与知恩，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作于是年的《哭娄江女子两首》的序文中间接了解到。　　　　
　　　　　诸若此类的佚闻与史料在张的笔记中随处可见，令阅读者时常有古玩收藏者在寻常人家的灶上篱间无意中发现宋窑明瓷那样的惊喜之情。梁辰鱼排戏喜欢“设广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两两三三，迭传叠和”。西湖快雪堂在冯时敏死后依然供着他的神位。钱谦益中举那年身穿一件破旧青衫，见年稍长者即执后辈礼，丝毫没有想像中少年得意的新贵矜色。而陈眉公每次过访草堂总是表现得如同哲学家般严肃，并对张一次次重复“大地一梨园耳，伶人演戏，先离后合；人生不然，先合后离”这句仿佛偈语般的清言。这些资料在后世文人的笔记中辗转抄引，被认为弥足珍贵，却不大有人愿意记得它的原始作者——一个名叫张大复的双目失明的老人，每天深夜料理家计后他躺在病床上一边咳嗽一边口述，并由家人或书僮记录下来。其余如昆曲创始人魏良辅的生平，苏州万历年间的十余次水灾与蝗灾，吴中社团运动的由起，《董西厢》的传世经过，王弇州为父申冤的详情，赵艺风与时大彬的壶艺，李贽佚诗，屠隆禅语，徐文长少年细行，吴中藏书家的名录与风格。当这些十六世纪后期江南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珍贵镜头，以传记片的样式出现在今天读者的视觉屏幕上，纯粹的纪实风格，朴实、冷峻、简约，仿佛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真实的历史的复制品和录音磁带，或报纸头版消息和国家电视台正在现场报道中的新闻。　　　　
　　　　对生活本质的提示与顿悟也是梅花草堂主人日常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虽说颇惮心力，张仍然乐此不疲。“九十日春光，半消风雨中，春光正自佳，笑世人不能领取耳。”“焚香啜茗，自是吴中人习气，雨窗却不可少。”当他在梅花草堂的草草杯盘、昏昏灯火间与他的朋友们交流生活艺术心得的大约四百年后，我正于同样的暮春风雨中行走在他家旧址附近的白马径路上，目的当然是为了寻访到哪怕一丁点儿有关他的线索与遗迹，为写作这篇文字作材料方面尽可能充足的准备。我的第一次昆山之行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鲁莽得近乎有点可笑，既无县史专家指点也无当地熟人陪同，唯一的倚仗是张笔记里偶然提到的几个具体地名：驷马关、土山、兴贤里，还有丽泽门与片玉坊。我买来各种昆山地图及新旧县志加以分析推断，大致得出当年有吴中文学俱乐部之誉的梅花草堂的遗址即为现今震川南路中山路交界一带的结论。说起来这项工作应该并不十分难做，但考虑到我情有独钟的对象毕竟是明代后期当地一位普通文士，贫病交加，穷愁潦倒，以至享有一篇简短传记的荣誉都被最新出版的县志所褫夺。既然如此，我想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震川路侧原先应该是一条轻橹慢篙的清澈内河，当年张大复的破旧游船息舫就斜斜泊在那里。每逢春秋佳日，他喜欢在朋友王孟夙、陆子玄等的陪同下乘兴出游，最远的一次甚至还到过北京。而他曾经请王仲方绘像，听梁伯龙之孙梁雪士唱曲的丽泽门外的那方雅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现在的地名应该叫做化工新村。　　　　
　　　　作为梅花草堂的座上佳宾，陈继儒与归子慕自年轻时候与张慕名结识起，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这两人一个是《明史》隐逸传里的高士，一个是当地先贤归有光的儿子。如果你有幸于万历末年慕名来这儿登门拜访，说不定还会遇上冯梦祯、张凤翼、徐霞客、李长蘅等文学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统计该地的文化名人一直是令县统计局的官员们感到头痛的事情，因此当我初抵昆山的那个晚上在街头漫步，我的文学幻想常使我产生在夜总会的迪吧里碰上袁宏道，或者与屠赤水或江进之在娄江边的清静酒家偶然相遇喝上一杯的奇异感觉。而白天的一切看来总是属于现实。和熙春阳中的县城到处是广告、商品、打桩机和显示科技时代特征的种种迹象。张家门前不远处的古老城墙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被推倒筑路，娄江上运送外贸产品的货轮喷吐的白烟也模糊了王周臣笔下的鳜鱼白鹭。当我在购书时向模样文气的女店员询问梅花草堂主人，她脸上的惊愕表情就象我向她打听的是一位外星人物。而张时常散步小憩的玉峰，如果现在你想要进去凭吊一番，光门票就得花上二十块钱。　　　　
　　　　根据张大复嗣孙张安淳在《笔谈》刊刻记中的回忆及其它零星记录，梅花草堂原先共有屋七间。面山临水，风光如绣。东接兴贤里，西边紧邻县儒学。昆山的建筑样式带有明显泥砖混合，窗户高大，檐角作对称式向两头飞翘的苏南风格。《笔谈》中反复出现的所谓苏斋、息庵、闻雁斋、梅花草堂云云，指的其实就是这处由张大复曾祖张唐文手创的微薄家产。在整个漫长的一生中，张一直蜗居在这里靠著述与梦想打发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块处一室，梦游千古，以此终其身。”今天昆山一中戴MP3耳机听摇滚音乐的学生不知道他们学校厕所的位置上原先曾住着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同样，昆山市的绝大多数市民包括县志办的某些先生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先人中的那位名叫张云长的残疾作家，他的精神、才华、一生的伤痛，以及道德文章对于明代文学的意义。汤显祖曾经将张大复的散文尊为“近吴之文得为龙者”。钱牧斋在回忆自己年轻时候有关张的印像时也说“其为文空明骀荡，汪洋漫衍，极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诡于矩度，吴中才笔之士，莫敢以雁行进者。”就算我们在阅读时略存小人之心，——考虑到评论者与他之间的友情关系，——打一个折扣，他的著作本身也足以令所有怀疑他才华的人一下打消心头的疑虑。事情也许有时候正是这样阴差阳错，尽管在狂言放诞、文风夸饰的晚明文坛张只是一名尽量保持低调的边缘作家，但在几百年后今天的我们看来，他的文学风格与叙述是显得多么朴素、深刻而大气！一个真实得让人几乎触手可及的世界——前辈风貌、邻里纷争、科举弊端、边将战事、郡守操行、名人嘴脸，加上政界黑幕、制度缺陷和百姓生活，这一切都通过他传神的文笔被尖锐而残酷地记录下来。　　　　
　　　　康熙十四年修的《昆山县志稿》直到今天仍然堪称收集张的事迹最详最确的一部志书。该书为我们详尽描绘出张出生时的家庭文化背景以及一身惊人学问的来源——父亲张维翰的悉心传授。他的塾师，同里名士金思斋后来回忆往事时，也总爱说自十岁起张的《论语》功底事实上已经可以反过来做他的老师。十二岁不到张就开始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寒门士子——实现人生梦想唯一阶梯的举业课程。估计那时张父私下里已经向他痛说革命家史，将张家祖辈五代尽毕生心力参与科考，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的惨痛秘密和盘托出。家族的不幸以及屈辱想必在令少年张大复悲哀与震惊的同时，也禁不住使他须眉贲张，雄心顿起，暗暗发誓要将举业进行到底。在祖先梦想的废墟上建造起新的理想大厦，看来已是摆在张一生面前义无反顾的选择。好在他的天赋以及超众的勤奋令他得力不少。十七岁与同学王伯符就试荆溪时，其文章声名已经在吴地远播。那时他除了对汉唐经史深有研究，还让父亲陪同着先后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