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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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通往前朝曲折的精神道路上，爱恨交加与怅然若失似乎依然凸现出赵情感的内在秘密。一个秋天的下午当他伫立冷雨霏霏的岳坟边，凝望似曾相识的故国山川，久久封闭的心灵闸口一刹间波涛汹涌，并以迅疾的不可阻挡的方式奔泻出来。于是，一首赵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内诞生了。“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按照元史专家幺书仪的说法，此诗之佳处显然在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一个书生无力回天的叹息交织在一起”。即使后世那些对他改节仕元一事颇多成见的人，如虞堪、董其昌、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等，也不得不承认诗中开阔的襟怀与哀婉的情愫，自有一种沉痛的、动人心魄的力量。当然，这样真实呈现自己情怀的瞬间在赵一生中应该并不多见，与他几个月后主动上诗元室，颂赞其铁腕统治“仁风遍满九垓，望霓旌缓引，宝扇徐开，喜动龙颜，和气蔼然交泰。九奏箫韶舜乐，兽尊举，麒麟香叆。从今数，亿万斯年，圣主福如天大”或“八音奏舜韶，庆玉烛调元。岁岁龙舆凤辇，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寿与天地齐年”的那些谀词烂调相比较，就算放在科技时代的高精度显微镜下，恐怕也很难使人相信上述诸作竟会出自同一人之手。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复杂关系，在他手下被阐述得如此完美，这真是一个奇迹。也许，在赵秀外慧中、大智若愚的外表下面，精神与肉体确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能够各自分别存活的特殊功能。它们偶尔也会表现出相依为命，但更多的时候却分道扬镳。如果有谁对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感兴趣，那么我想，只要他能准确测量出从松雪斋到鸥波亭之间精神上的实际长度，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得到解决。
自从济南罢官当年为周草窗绘《鹃华秋色图》的新的个人时代以来，通过展示令人惊叹的艺术才华消弥因出仕一事引起的舆论风波，争取得到知识界的谅解并为之重新接纳，事实已经证明赵的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同时值得庆幸的是，杭州十一年的儒官生涯非但没有想象中功亏一篑、欲饰无辞的窘迫情状，反倒为他改变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机缘与时间。当时一方面由于元廷统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基本上已趋稳固，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汉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越来越多。手头的一个现成例子还是要提到筑室浙东奉化的戴表元，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儒林领袖，当年在闻讯赵欲应召出仕时，曾一口气写下长诗《招子昂歌》力加劝阻，此时自己居然也兴冲冲为了一个信州儒学教授的蝇头微官，而不惜将三十年隐居林下的清誉卖尽。由于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湖光山色、酒楼歌馆自然成了这帮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类似的身世，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书画及文学的共同兴趣，加上穿插其间的大量的应酬、聚宴、游赏、观摩及其它社会活动，从而令这些原先或隐或仕，在人生原则上判若水火的家伙很快变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岁的赵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须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职位安排时，主流文化圈子里的那些人这才发觉自己甚至已有些离不开他了。当时署名松雪斋或鸥波亭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抢手货。加上鲜于枢、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后谢世，赵的书画市场已俨然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他于传统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识，融书法线条入画，气韵格调上力主取法晋唐等革命性主张，在深受南宋院画影响浸淫的元初画坛确实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据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场劝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脸唾沫而闻名的诗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所形容，当时赵在湖州江之汇的鸥波亭因求画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候掷缣墨”，热闹得简直已到了“门前踏破铁门槛”的惊人程度。包括他的爱妻管道升和二十岁的儿子赵雍，在画坛上均已有了不俗的名声。今天许多赵的研究者都乐于推崇他中年时期艺术上的功力与成就。而对其中明显超出纸张与缣帛之外的功利部分，却大多不与关注或干脆置若罔闻。
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赵在回湖途中遇见一对旧日相识的夫妇竟沦为以乞讨为生，一时恻隐之心大起，不但立即将两人收留在鸥波亭中负责清扫工作，甚至一段时间后当后者衣食无忧之余得陇望蜀，提出有关终老之计的非份要求时，还尽可能大人大量地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命待使取纸墨就亭图之，神速特甚，俾夫妇鬻以为身后（殓资）计。其人持至骆驼桥，好事者以十千购之。”（刘绩《霏雪录》）另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好象也是在湖州的家中，“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外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耶？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算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相公不要凭地焦燥，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士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疑“牟”字之误，即牟巘，湖州人，曾任儒学教授。苏州现尚存《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碑，赵书牟记，是否系此？待考）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孔济《至正齐记》）对于那些打算从心灵与本质上把握赵氏其人的研究者，这两个故事所造成的障碍与难度可谓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者几令人追怀倾慕的仁者之风，后者所提供的细节——如果可信的话——显然因为过于生动以至真实得近乎残酷了。泾水与渭水可以如此和谐地流淌于同一河床之中，也许这就是赵的个案意义与魅力吧！由于以上记载均出自同时略晚的作家之手，可以相信，即使当时赵在艺界已隐然有领袖群伦的气象，但不排斥在民间舆论和后人眼里依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一个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即使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看来也不大可能成为真正从内心受人尊敬与拥戴的人物。更何况时代为此提供的背景又是那么敏感和复杂。因此，在赵为期十一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尽管表面上看他在大庭广众中的形象似乎非常成功，私底下有关他的笑话与段子事实上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元人虞堪题赵《苕溪图》的一首诗极具典型意义。“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岂无十亩种瓜田。”对于其时正为自己的出仕百般寻找理由的赵，这样的讥讽也真称得上是入骨三分，几令人无地自容了。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元代无名和尚跋赵书《归去来辞》的那首有名的七绝：“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宋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酒喝多了不妨写了玩玩，醒来立马忘个干净，这话同样也说得相当尖刻。至于《元诗选》初集小传所列宋子虚“文在玉堂多焕烂，泪经铜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丰镐，人物风流继永和”一诗，我怀疑即是前述《啽呓集》中被赵通过有效的公关与人情手段，软硬兼施，碍于情面不得已撤下来的那首。元史研究者徐子方先生曾认为此诗的要害在于：“故意将赵孟畹奈牟煞缌饔胨瓮龊蠼喜衅埔琶裰曳叨哉掌鹄础Ｌ鞠в敕泶滔悦饔谧掷镄屑洹保晌街咧浴Ｕ庋睦釉谡陨八篮笥Ω没箍伤姹憔俪龊芏啵ㄓ腥嗽谒诱灾倌碌摹赌肌飞咸獾摹白汤季蓬悼斩嘀郑嗡颇厝交ā＝展懔懵渚。跛锓疾荼樘煅摹！弊髡哒庞晁灯鹄瓷踔粱故怯胝愿缸庸叵稻嗟辈淮淼囊晃慌笥选＞」苁潞笾倌禄痘屏幻瓮肌凡⑻馐谏铣种牛衔熬偈劳ň我怀。涡氲炙浪祷屏唬咳熬心悼冢制鸢V人论短长”，委婉表示了不满之意，但这首诗还是迅速在圈子内外流传了开来。看来，赵在自己文集里所言“若夫人心之险，又非水之能喻也。谈笑而戈矛生，谋虑而机阱作”云云，倒也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当然，对待来自舆论的抨击与讥刺，赵的虚心态度一向有目共鉴，这就使得那些有心找他碴子的人自然无法发起持续攻击。尤其是在杭州任职的晚期，除了以更谦卑更诚恳的态度在公众场合与人周旋外，他还写下了大量深忏痛悔的诗篇。在鸥波亭的临水楼台和西湖边的文艺沙龙里度过的那些最后的夜晚，赵似乎更热衷于片刻不停地在向人家解释他欲掩弥障的出仕问题。他饮着龙井，画着山水，尽可能将自己打扮成忍辱负重、迫不得已的红尘严光或烟波钓徒张志和。虽然“我今素发飒以白，宦途久已思归耕”，无奈“倦游客子何时去，屡欲言归天未许”，这就是他打算让世人了解的他的所谓真实境状。而实际发生的一切也许令人沮丧，直到十年后他在自己湖州鸥波亭的家中病逝，除了与他行迹相类的那帮朋友外，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人愿意接受他这样苍白、乏味、言不由衷的解释。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8）
皇庆初年以后，赵在京师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前朝遗老和艺术宠臣的身份从容度过的。是年新登基的仁宗皇帝年青有为，除自己勤于修身治国，不好财色的良好个人品质外，还毅然起用大贤李孟为相，尊崇儒学与佛教，励精图治，朝廷上下一时隐隐有中兴气象。更重要的是，废黜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他即位的第四年终于得到了开复，同时民间的汉族才学之士也开始重新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作为这种开明政策的明显受益者，赵从自己出仕以来的这第四位皇帝手里得到的封赏是从二品的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的显赫头衔。但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当时随待在京的夫人管道升不幸突然身染重疾——一种十分古怪的下肢的皮肤病，而年逾六十的赵自己的身体可能也已不怎么硬朗。除了替皇帝炮制些御用文章和应请为各王公大臣书写墓志，赵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唯一还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看来就是精神尚能对付之时陆陆续续画下的那几十件作品了。《元史》里所津津乐道的仁宗赐御府貂鼠翻披一事，就是在一连几天不见赵来上朝，左右告之以“子昂年老，畏寒不出”的情况下，恻隐之心大起之余作出的决定。几天后这位皇帝又下令将赵与夫人及儿子的几件代表作品装成卷轴，藏入内库，“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从而将赵的声誉与政治地位推向了一生的高潮。
公元一三一八年是赵京师仕途生涯的最后一年，当时六十五岁的赵似乎去意已决——出于身体、心灵、人事关系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此前他经深思熟虑后早已写下《自警》一诗遍视诸人，第一次敢于正视自己并对一生的进退得失作了认真总结。诗中他坦然承认“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怜。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于人间作笑谈”，一种沉痛的忏悔之情溢于言表，并依稀有立此存照，以戒后人的味道。同时，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为自己即将作出的辞官决定的提前预告。作为当年度耐人寻味的重要迹象之一，他自春节过后一连为人写了三张陶潜的《归去来辞》，此事应该同样也有广而告之的意味在里头。其中打算弘扬地方文化的湖州市去年花八百余万重金从藏家手中购置的那件，由于卷末有“为云山书”的落款，且以一向限于在同行中才使用的“子昂”二字署名，可以基本断定是为与他同时略晚的元初著名书画家，小他二十八岁的镇江儒学学录郭云山——也即前面提到过的《客杭日记》一书的作者郭畀所书。考虑到此人与赵向有芥蒂，绝少往来，当时又与倪迂打得火热，时常在后者位于吴江太湖边的隐居之所饮酒论道（有倪瓒《题郭天锡画》并诗前长序为证，详见拙作《〈客杭日记〉始末》一文）足迹似不大可能轻易踏入京师红尘。唯一的解释是托人辗转求书，这样于情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