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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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　　　　
　　　　一向讲究运筹帏幄，自重身份的赵显然不该被划入上述诗句讥讽的范围之内。综合现在所能找到的文献史料，赵的出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的第一个契机发生在至元十九年初，由于与当时担任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的夹谷之奇良好的私人关系，后者经努力后曾为他在翰林国史院弄到了一个编修的位子。但赵毅然拒绝了这一好意显然并非事关名节，而是这个职务与他内心的政治理想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宋史翼》中也谈到是年年底赵“闻天台杨叔和急公好义，子昂转入天台依杨氏”，半路上意外为元兵所获，被带到初次下江南访贤的程巨夫面前。由于看到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对自己自负的才名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生恐再次受到委曲的赵不得已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罟幔ǔ錾�）已为微、箕，愿容某为巢、由”一番含糊之词与程周旋后，“钜夫感其义，释之”。（陆心源《宋史翼。赵若恢传》）然后事情又这么过去了几年。至元二十二年秋天，在松雪斋中高价待售、问津无人的赵看到同行中人已纷纷任官京师，而自己的前程依然一片渺茫，情急之下不免妙计奇出，一反以往守株待兔的保守策略，开始频频出击。他分别上诗本省各位居要津者要求举荐，什么“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什么“数公如见问，为说混风尘”。又主动给李仲宾收藏的王羲之《眠食帖》题跋。其中赤膊上阵，犹如重镑炸弹令朝野侧目的那篇著名的《明肃楼记》，更是给人一种完全豁出去了的感觉。连一向小心维护赵生平声誉的任道斌，在所著《赵孟钕的辍芬皇楦媚晏跸拢�也不得不记上“元廷于雁北筑圆营屯兵，孟蠲�之曰‘明肃’，且有《明肃楼记》，颂元廷功德”这么一笔。当然，事后证明赵的这些努力在现实效果上可以说相当成功，我们将有幸看到，在次年经皇帝御笔钦点的引荐名单上，赵的大名已赫然在目。包括他的五姐夫张师道，虽然当时已年近五十，居然也福星高照，顺势搭上了便车。　　　　
　　　　京师的二月在风沙与柳絮中犹如政治舞台上复杂、明暗不定的深色背景。公元一二八七年春天，两个彼此知名已久，且互有所图的人物——七十三岁的忽必烈与三十四岁的赵孟睢�—在好不容易卸下民族、节义这类令双方都难免头痛的重负后，终于在北京的皇宫内欣然相见。据《元史·赵孟畲�》所载，当“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的赵由程钜夫引带到皇帝面前的那一刹间，后者显然为眼前这位赵宋王孙儒雅、高贵的气质深深打动了，以至当场表现出高兴过了头的孩童那样的任性与失控。不仅当即将赵亲热地拉到自己身边，甚至还让他坐在右丞相叶李的前面。接见过程中又吩咐侍从安排纸笔请他代草诏书，以便有机会当场验证一下仰慕已久的赵的笔墨文采。应该说，忽必烈不同寻常的破格礼遇中既有对赵才华的高度赏识，更多的恐怕还是作为胜利者在接受降臣朝觐时一般所愿意展示的宽爱与嘉勉——或称怀柔之术。几天后赵得到的正式封赏是奉训大夫领兵部郎中，受命总管天下驿置的整改事宜。这个职位论大小虽然不过是个从五品，但能与贰臣中的大腕叶李几年前初被荐时所授浙西道儒学提举一职旗鼓相当，想必内心应该已足以令赵感到欣慰，并自觉身价不菲了。当天晚上他在《初至都下即事》一诗中写下“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这样几近感恩戴德的句子，事实上并不让人感到奇怪。那时包括赵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坚持相信，世祖的青眼另加绝对是一个意义明确的信号，既然多年向往的政治生涯已经有了这样良好的一个开端，未来封候拜相的热闹场面只怕不是什么非份之想。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喜欢跟所有相信它的人开玩笑，就在赵次日起来兴冲冲去兵部衙门报到的几乎同时，元代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期突然到来了。原先政府的宗教事务大臣桑哥意外得到年迈的皇帝宠信，几天内便官拜尚书省平章政事（丞相），并被允许以自以为是、釜底抽薪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税收与漕运。作为忽必烈时代晚期权势熏天的人物，此人最大的能耐据说就是排斥汉僚和凭着性子掌下属嘴巴。从左右参知政事到下面的文武百僚，几乎无人能逃此劫难。在兵部的公事厅，一再要求自己谨小慎微，以尽可能老庄持重面目示人的赵很快发现，尽管自觉上任以来一向勤勉职事，对驿制、参议钞法、确定贪赃罪的数额界线，讨论其时发行的至元宝钞与旧币的标准兑换率等颇有贡献，却依然感到自己一直身处同僚的岐视与排挤之中。一天早晨他因上班偶尔迟到了几分钟，竟也被强迫跪在堂下接受耳光的惩罚。仅仅因为与桑哥关系不错的叶李代为说情，好不容易才得以幸免。而每逢这种时候，一向爱将手下蒙汉大臣分为自家骨头与疏远之臣的皇帝最多也不过出来客串一下和事佬的角色。几个月后两位汉人副丞相杨居宽与郭佑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同时赐死，不免令赵发热的政治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何况此前已有张雄飞、温迪罕、卢世荣等多名汉人大员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不是被炒鱿鱼就是下令处决。其中桑哥的前任卢世荣死后甚至还受到以其肉饲禽獭这样令人发指的酷待。总之，不清楚赵对自己官场前途的担忧与畏惧究竟始于何时，但至少在次年年底寄杭州友人郭佑之的私人信件中，一派心灰意懒之态已跃然纸上，其中有云：“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我已无复存者，但赢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类似情绪还集中流露在同年所作《罪出》一诗中，“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复谁顾，毛羽日催槁”，整个一个含冤受曲，哭诉无门的可怜形象。虽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不过出于他的自找。　　　　
　　　　这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一日忽必烈于南书房约他闲话，突然间就提出了两位降臣高官留梦炎与叶李人品谁好这样事先根本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与他同样选荐上来的叶李此时已位居中书省右丞这一令人眼热的要职，自以为有机可乘的赵当即以“李所读之书，即臣所读之书，李所知所能，臣亦无不知无不能”为由试图贬叶，同时将他的父辈朋友、南宋末年以媚权相贾似道起家的尚书留梦炎誉为“为人性厚重，笃于自信，思虑甚远，善断国事，有大臣之器”。但紧接着皇帝的一番疾言厉色的训斥犹如兜头一盆冷水。忽必烈认为：“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能伏阙门上书，请斩似道，是贤于梦炎矣”。他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挑明问题的实质在于：“卿以梦炎父执友，故不敢斥其非”。作为对赵的惩罚，皇帝命令他当场写一首诗将留讥侮一番。自以为得计的赵在这样弄巧成拙的事变面前，为求自保又焉敢违逆？也活该他的朋友兼前辈倒霉，“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把留骂得一文不值的同时，又忍气吞声拼命表明自己对元帝国及皇帝本人的忠心耿耿。在赵的一生中，无论政治与生活方面，这都堪称是他生平所受到的最大羞辱。尤其让人觉得后怕的是：在明明已有自己固定结论的情况下，忽必烈如此一番居心叵测的举作，显然暗示着此人政治上对自己已怀有戒心。于是，在几个月后皇帝又向他请教对宋太祖赵匡胤的看法时，余悸未消的赵只好连连谢罪，干脆以“臣不能知”加磕头为对。《赵公行状》说他此后“自是稀入宫中”，《元史·赵孟畲�》也谈到“孟钭愿芯迷诘鄄啵�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如果这些纪录可以相信的话，这表明同僚倾轧、蒙汉对立，尤其是伴君如伴虎的险恶的政治环境，已经令赵从内心深处感到厌倦与恐惧。在反复权衡利弊、掂量得失之后，他为自己确立的新的现实形象是苏东坡那样诗酒风流的文章太守。次年六月，赵多次要求下派到基层锻炼的申请终于获得朝廷批准，出任山东济南府总管同知。作为极富象征性的巧合，这一年，他的岁数正好距离“四十不惑”剩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4）

　　　　大约在此前后，打算放弃政治雄心，以交游与书画创作构筑生活主要内容的后赵孟钍贝�终于要开始了。这是元代乃至古代中国艺术的幸事。我们还无法断定赵当初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时，精神上所经历的痛苦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头上这顶乌纱毕竟来之不易，何况为此他甚至还付出了牺牲个人名誉及有可能受到后世唾骂的代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两年后济南任满回京交付公事完毕，以丈人病重为由乞假回到湖州时，昔日心雄天下的济世抱负，依稀已化作一片似真似幻的纸上云烟了。他先后寻找借口婉辞了国史馆主管和山西太原路汾州知府兼劝农事的任命，除中间为书《藏经》应召短暂回过一次北京外，一直以身体不好及先人陵墓亟需迁葬为由赖在家中潜心绘事。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上内心难与人言的委曲与怨懑，在才情的驱使与引导下犹如瀑布狂泻——在洁白的纸绢上渗开、凝固、意态纵横——从而形成一种极富创造性，被当今艺坛的权威理论家王伯敏誉为化作家气为士气的新的画风。如果有兴趣查一下台湾学者戴丽珠整理的赵的著录及流传编年表，就会发现他一生中许多重要作品均成于这一阶段。在其中唯一存世的那幅我们熟悉的自画像中，其年四十五岁的赵儒雅、潇闲，俨然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旁边还有他当时意犹未尽题写的一首七律：“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霅水头。老子难同非子传，齐人终因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辞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尽管自赵数年前应召出山那一刻起，为了掩饰自己热衷仕途的志趣，对周围的朋友及社会舆论有所交代，山中林下什么的作为一个潇洒的话题就一直出现在他笔下。但从这首诗中如此坚决彻底的态度来看，似乎不大像是闹着玩的。另外细读《元史》也可以知道，他的济南同知一职虽说因去京公干作罢，其内在原因却为与一个省政府监察部门的蒙古官员韦哈剌哈孙长期不合，后者一次次向上头打小报告，说他坏话这才干不下去。　　　　
　　　　　这里我想稍稍旁涉一下德清的水势，至少这可以帮助我们对赵在该地别业的位置作出大致无误的判定与确认。在作为一个个人政治标识的松雪斋时代行将结束之际，这一点也许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由于环渚皆山，溪涧密布，从而使任何想弄清从西天目下来的诸峰湍流如何在这座县城里纵横交错的努力困难重重，甚至在当地的县志里也一向纠缠不清，但它的三条主要水道——余不溪、龟溪及汇总后由湖州入太湖的余英溪——仍然不难分辨。虽说它们在当代的水利志里总名霅溪，其间各段水源历代以来却一直有着自己的独特称呼。而就对此文至关重要的余英溪而言，指的应该就是从武康城外至湖州埭溪乡总长约二十余里的这一段。根据前引戴表元文及元初书画里的有关题识，松雪斋的确切位置在余英溪龙洞山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无异。龙洞一名虽说自元末起一向湮没，但通过对历代郡志及有关图籍的阅读与分析，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位于现今德清龙山乡境内的王母山——明代以降又名响应山与黄陇山——即古之龙洞。这不仅因为此山的高度及地理位置大致与之相符，更重要的是它独特的人文景观：瀑布、亭阁、寺庙与龙穴　，无不与当年《剡溪文集》里的具体描述丝丝入扣。而且，在除计筹山外德清的大大小小三十余座山峰中，这也是唯一留下有名寺和古代高人居住记载的地方。可以想象，在大德初年前后，赵偕妻乞假归隐，以逸待劳那几年中，这对恩爱夫妇除偶尔去杭会友及参加艺术活动外，一直隐居在山下的别墅里拈管吮毫，朝夕相伴，其“绿蕉泻影昼挥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旖旎风光该是多么自在且让人神往。由于当时赵在朝廷中唯一的倚仗元世祖忽必烈已经去世，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皇室内部围绕权力的争斗再度迭起高潮。继位者成宗皇帝铁木耳虽说已经登基，但占据青海新疆一带，同为成吉思汗孙子的海都却对他丝毫也不买账，于是，同室操戈，积尸如山，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一直延续到成宗死前一年（公元1304年），才终于以后者战败去世得以结束。因此，无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