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支招权贵狂进的"张无常"-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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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疯癫到毁谤公平与正义社会。
“张狂私”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最蠢还是马克思》等文章中说：“（一）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三）‘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munisｍ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munist也。”“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共产主义的第二个缺漏，是强词夺理地将市场里出现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归咎到私有产权上去。没有私有产权当然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但在1949年以前资本家在中国所作的令人鄙弃的行径，却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与劳工剥削，没有任何关系。反之这些行径主要是因为私有产权并未受到保护和监察，因而提供了可乘之机。”“在马克思与高斯之间的一场智力角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高斯均全面胜出。高斯老早便体察到，产权的监察和市场的运作会牵涉到费用及代价。故此，私营企业的活动可能会带来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不良’的效果。但倘若私有产权的结构一旦清楚地界定下来，切实督察执行，令到督察费用的增加不至在边际的情形下，高于资源价值的相应上升，在这情形下的交易费用，将要比今日在中国观察到的费用要少得多。这篇文章，从逻辑推理及实证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毁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亦绝不可能例外。”“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的本性。唯物辩证主义以为通过教育可以将人类的行为改变过来，无私地为共同的利益服务。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则以“自私”和“自利”为基本假设——故此每个人在局限条件下，尽量追求财富或收入，是一个有普遍性的基本假设。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到底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人性的真面目，却是无关重要的；关键之处是哪一个假设可以引发出足以解释或推断行为的假说。毫无疑问“自私”这个假设符合了这个准则，虽然在将来可能出现具有相等或更佳解释能力的假设，亦未可料。”“不过倘若改造社会的出发点是以为可以透过教育将人性改成不自私的话，那么整个问题又另当别论。就算人性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逻辑上也并不等于说人性便应该接受改造。这亦更不等于说共产主义下的含混产权结构，将可助推经济发展。但是，倘若人性是生而自私，不可更易的，那么，以利他主义为本的改革将必定带来浩劫。生物学现已开始找到证据，证明和皮肤色素一样，人性自私是遗传而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上，这是所有动物最重要的生存特征。亚当·斯密以为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市场中得到面包和牛油，是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换言之，人的行为是由自私所激发的）；他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毛主席原先也许是相信自私的天性是可以泯灭的，但是他本身的行为却反映出他自己亦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自己一手设计、控制以逐私利的经济制度，并没有任自动调整的机能，迫使追逐私利的同志，在谋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亦同时可以满足别人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在市场中自利与私有产权的结合，却刚巧保证了这个机能的动作。”“费沙与高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三（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张狂私”在中国《新劳动法》颁布实施的进程中，写出了《新劳动法的困扰》、《中国经改的致命伤》《灾难的先兆——三论新劳动法》等等之类的文章，大肆进行批判和毁谤：“……‘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是大错，……我于是跟进市场的反应，得到的先兆，是灾难开始出现。……这个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有很大机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正如广东人说的一起“闸住”，殃及池鱼，农民的生活改进会画上句号！农民的生活改进画上句号，经济改革也就画上句号。说实话，贫苦人家的收入走势被一棍打断，我不能肯定如果北京立刻取消新劳动法，该走势会重现。……”“个人的观察，是贫苦人家的收入开始急升，大约始于二000年。……中国八十年代成功地以承包合约把权利界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是很多奇迹的组合，促成了二000年通缩终结时贫苦人家的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上升。数千年一见：那是十亿以上的贫困人口，就是屡次胡说中国贫富正在两极分化的世界银行，其头头去年也直认中国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世界记录。”“一棍打断这奇迹的继续，是谁之过？是谁负责的？设计或策划新劳动法的不懂经济，不奇……奇就奇在策划者对自己国家的劳动市场显得一无所知！同样奇怪的，是杀伤力一看就知道是严重的新劳动法，竟然获得北京当局通过！难道北京的经济专才真的是那么稀缺吗？不用懂经济，但为什么连直觉也没有？如果什么单凭想象的劳动法可以改善低下阶层的生活，天下何来穷人哉？蠢到死！”“新劳动法是要取消的。……依法是不可以生存的（例如工人坚持要在假日开工，否则不干）。”“前思后想，我认为如下的治方值得北京考虑。那是新法不改，但容许工商业机构选择（甲）、采用新劳动法，或（乙）、劳工合约完全自由。劳动市场于是有甲、乙两种机构或公司的选择存在。如果员工认为新法对他们有利，可选执行新法的机构，否则会选合约自由的。倒过来，如果老板采用自由合约的公司，不同意的员工可以另谋高就。……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哪种公司胜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两种公司一起存在，我敢赌身家，自由合约公司的员工的收入一定比选择新法的上升得快！”“回头说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确发了脾气，拍案而起，力斥其非。为什么发展得头头是道的经济改革，会推出那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劳动法，明显地表达着设计的人对劳动市场的实况与合约变化的需要，没有基本的理解或认识呢？若问劳苦大众：“‘要政府帮助吗？需要多点保障吗？需要老板多给钱吗？’他们多半回应：‘要、要、要。’他们可没有想到，老板比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钱设厂置械，有利息与风险的回报，而那些“保障”法例，到头来害了他们。”“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中国经改三十周年，这个人类历史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