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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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本《金瓶梅》译序
有满文《金瓶梅》。清代前期，从康熙到乾隆，在注重保存满族语言、习俗的同时，很注意吸取先进文化、文学。很多满族文人以开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成为精通满汉语文的臣僚，注意翻译汉文书籍。小说的翻译有顺治七年刊刻《三国演义》满汉合璧本，满文译者为达海、范文程等（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水浒传》、《西游记》也刊刻了满文译本（陈汝衡《说苑珍闻》引《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下“清文书目”）。不言而喻，流传很广，为许多文人重视、模仿的《金瓶梅》，必然要引起满族文臣的重视与兴趣。清宗室昭《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载：“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解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据此，《金瓶梅》满文本译者为和素。和素，字存斋，满洲镶黄旗人，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五载：“《琴谱合璧》十八卷，和素撰，取明杨抡《太古遗音》，译以国书，使明人旧籍转赖此帙以永传，是亦操缦家待创之制，为古所未有者矣。”《金瓶梅》满文本译者又有徐元梦说（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引《批本随园诗话》）。徐元梦，字善长，一字蝶园，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累官礼部侍郎、太子少保。中年后精研学理，历事三朝，在官六十余年，以直言下狱者再。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进士（见钱仪《碑集传》卷二十二）。到《金瓶梅》满文本序刻的康熙四十七年，徐元梦已是垂暮之年，恐无力译此巨著。其精研理学的兴趣，与译序《金瓶梅》的作为、赞赏《金瓶梅》的观点也不符合。《金瓶梅》满文译本序刻，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大壮举，是清代前期，满族统治者重视汲取汉族文化，确认通俗小说的价值，实行汲取先进文化政策的结果，而决不是满汉文人和素的“游戏”之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对下层禁“淫词小说”的圣训；在上层翻译刊刻《金瓶梅》这样一项重要文化工作，不可能不得到官方的批准与支持。钝宧《小三吾亭随笔》云：“往年于厂肆见有《金瓶梅》，全用满文，惟人名则旁注汉字。后为日本人以四十金购去。贾人谓是内府刻本。……此或当时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国粹学报》第七年第七十五期，1911年）钝宧“游戏”之见，不足取，所记日人购去的满文本，不知是否为泽田瑞穗氏《要览》著录之天理图书馆藏本？（二）和素的《金瓶梅》评论明末清初，有十几种批评文字，对《金瓶梅》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肯定评价。较早的东吴弄珠客序（1617）、谢肇淛《金瓶梅跋》。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传叙》（楚黄张无咎述，约1620年），则更把四部长篇进行比较研究，把《金瓶梅》与《水浒》视为一类，而《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清初，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推《水浒》、《西游》、《金瓶梅》为三大奇书，并称《金瓶梅》为“言情之书”。李渔《三国志演义序》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把《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并举为四大奇书。这一观点，为清初文人所接受。宋起凤《稗说》把《金瓶梅》推为“晚代第一种文字”。这种观点发展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则直接把《金瓶梅》定名为《第一奇书》，肯定《金瓶梅》的写实成就，给这部巨著以更高的历史地位。和素在张评本刊刻十二年后，以张竹坡评本为底本，删去评语，译成满文。他在满文《金瓶梅序》中，继承、吸收了前辈文人对《金瓶梅》的批评成果，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并认为《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妓女、优人、和尚、道士、姑子、拉麻、命相士等，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奇书中之佼佼者。他把前人“另辟幽蹊”的评论具体化了。古代小说批评到明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贽提出童心说，为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同时他又提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说（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清初金圣叹又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他们都是把小说提到和正宗文学《史记》、杜诗同等地位。冯梦龙、张竹坡、和素则更进了一步，以独立的小说观念看待小说。冯梦龙《古今小说序》把小说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确立了独立的小说史观念。他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发展到《三国志演义》、《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张竹坡与和素就是继承冯梦龙的小说史观与四大奇书之说，把《金瓶梅》提高到小说史的最高地位的。和素在翻译《金瓶梅》的同时，研阅了不少汉文古代小说，他对古代小说在内容上给了概括说明：“扬善惩恶，以结祸福；或娱心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褒正疾邪，以断忠奸。虽属稗官，然无不备善。”关于《金瓶梅》，他提出的“凡一百回为一百戒”的观点，是研阅全书后得出的。
满文译本（2）
（三）《金瓶梅》作者卢柟说《金瓶梅》在明末清初，得到众多作家文人的赞赏。在明末，已知约有三十多位文士与此书传抄、写定、评点、刊刻、题序、批评等直接或间接有关。在清初约有十几位文士与此书评点、翻译、刊刻、评论有关。他们肯定此书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突出的艺术成就之外，探讨最热烈的是作者为谁这个问题。关于此书的作者，至今已有十几种说法（李贽、王世贞、李开先、卢柟、汤显祖、薛应旗、赵南星、冯惟敏、冯梦龙、沈德符、屠隆、贾三近等）。和素的满文《金瓶梅》提出的是作者卢柟说。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柟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和素是据传闻，还是有文献依据，不得而知。卢柟，字少楩，一字次楩，又字子木，大名濬县人，太学生，有《蠛蠓集》，明末广五子之一。生卒年不详。据王世贞《卢柟传》、卢柟《蠛蠓集自序》、张佳胤《刻卢山人集序》，得知他嘉靖庚子年（1540）系狱，先于王世贞而卒，生活于嘉靖年间。卢柟得到谢榛（临清人）帮助，得以平反冤狱。与王世贞多有交往。《四部稿》中有诗《魏郡卢柟》、《寄卢次楩》、《卢山人少楩》；有文《卢次楩集序》、《卢柟传》；有书牍《寄卢次楩》二首。《魏郡卢柟》诗云：“卢生富结撰，扬马有遗则。及乎为诗歌，雅好在李白。春风扬波澜，浩渺靡所极。仰见朝霞媚，俯见水五色。蛾眉一成妒，雄飞其翮。朝奏狱中书，夕为坐上客。妻子不人，长歌下震泽。”王世贞说他“少负才，敏甚。读书，一再过，终身不忘”；“才高，好古文辞，不能而就绳墨”；“柟为人跅弛，不问治生产，时时从倡家游，大饮，饮醉辄弄酒骂坐”；“下笔数千言立就”；出狱家贫，乃为《九骚》。赵王览而奇其文。坐握麈尾，辨说挥霍数百千万言，风雨集而江波流也。鸣毫飒飒，倏忽而为辞”；“柟既以别世贞去，南游金陵，陆光祖为祠部郎。留月余。走越历吴，勿所遇。还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死时，世贞方坐家难”（《卢柟传》）。卢柟有《答王凤洲郎中书》、《与王凤洲郎中书》。卢柟出狱后曾寓居王世贞门下。他非常熟悉濬县、临清一带市井细民生活，有文才。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西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金瓶梅成书新探》）。1547年，卢柟出狱后，正寓居在世贞门下，其家乡大名（濬县），离临清码头不很远。卢柟熟悉这一带城镇生活，说这一带方言。李开先，章丘（今属山东）人，为嘉靖八子之一。卢柟约略长于王世贞，比谢榛小，与李开先同时。李开先因抨击朝政，得罪权相，被削职为民。卢柟与之有相类似的遭遇、处境，同情李开先，赞赏李开先的作品，是可以想见的。卢柟有《闻华从化诵李中麓乐府词有忆寄上四首》云“东望山东中麓山，赤诚霞送主人还”，“歌吟绿水胜秦声”。（李开先自称中麓子、中麓山人）据此可以说是李的崇信者。王世贞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年二十岁，1567年（隆庆元年）“有诏追复，起家补大名兵备”，时年四十岁，正值世贞中年（宋起凤云世贞“中年笔”，详见后文）。据谢肇淛《金瓶梅跋》说，《金瓶梅》抄本，参差散失，唯王世贞家藏，最为完好。这一完好的本子，有可能是卢柟在世贞支持与参与下，在民间流传的说唱词话材料基础上创作加工而成书。以武松打虎寻兄作引子，以民间词话为素材，以宋之名写明之实，反映嘉靖时的社会现实，直斥时事。《四部稿》中有与《金瓶梅》有关的素材。《蠛蠓集》是据残版刊印的，大多收编了应酬之作。单从《蠛蠓集》看，还不能承受王世贞那样高度的文学评价。此集收有几首民谣，透露了卢柟爱好民间文艺的端倪。与卢柟说有密切关系的，是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瞻。魏子云先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引录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各种传说，但未引宋起凤之说。现全文引录如下：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排荡，变化神气，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按弇洲四部稿有三变，当西曹至青州，机锋括利、立意千口，尚近刻画。迨秉郧节，则巉刻之迹尽去，惟气格体法尚矣。晚年家居，滥受羔雁墓祝觞之言，二氏杂进，虽耽白苏，实白苏弩末之技耳。是一手犹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笔，斯诚门客所为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嗤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
①见《明史资料丛刊》，据谢国桢先生珍藏抄本刊印。②谢颐《第一奇书序》，非出竹坡手，疑为张潮托名而写。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闻弇洲尚有《玉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有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顽（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
①。宋起凤，字来仪，号弇山，又号觉庵、紫庭，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洲，后随父至京师。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令，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喜游历，以著述自娱。著述甚丰富。据民国《沧县志》载，共有七十余部。起凤在金陵交薛冈。薛冈《天爵堂文集》（天启四年序刻本）之《天爵堂笔余》卷二记述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年间，包岩叟赠寄给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起凤与薛冈都与《金瓶梅》流传、研究有密切关系，他们可能共同研究过《金瓶梅》。宋起凤对《金瓶梅》作了深入研究，对王世贞的文学道路、对其著作也作了研究。因此，他在《稗说》中提出的王世贞中年作《金瓶梅》之说，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其他各种关于王世贞作此书的传说。他不是记载一种传说，而是确指为王的中年笔，并提出陆炳为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与其他各说指严世蕃为原型不同。宋起凤以后，谢颐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为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所作序中，再次提出：“传闻凤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