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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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为什么欣欣子在序文开头已指明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在结尾再次说明此点，唯恐读者不解其中味，不理解作者著书之目的。为什么在再次点明作者著书有特指的目的之时，提出“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显然，暗示作者经凶祸、蒙耻辱的经历。廿公《金瓶梅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鉅公寓言，盖有所刺也”，此话除说明书作于嘉靖（明世宗）时外，又说明作者直斥时事，有针对性的具体创作目的。谢肇淛《金瓶梅跋》云：“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谢肇淛在以下的跋文中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称赞小说为“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炉锤之妙手”。谢肇淛不会把《金瓶梅》看做金吾戚里门客的实录，但“托之西门庆”，即是说西门庆典型有生活原型为依据。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作者沉冤，与欣欣子所云“经凶祸”、“蒙耻辱”是相一致的。以上四位明代文人提供了我们研究《金瓶梅》小说创作素材、作者生活经历遭际、西门庆形象的原型的重要线索。已故学者王萤撰文提出，作者为嘉靖年间主战派功臣夏言、曾铣被杀而鸣冤。作者兰陵笑笑生出于伟大的同情心、正义
文龙批评《金瓶梅》手迹
感，将曾铣被杀之冤写入《金瓶梅》，书中蔡京、蔡攸父子暗指严嵩、严世蕃父子。论者自称，循着这一线索可以发现《金瓶梅》中的许多奥秘。当然，在未弄清楚西门庆生活原型之时，我们仍然可以运用现代文艺理论对西门庆典型进行艺术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金瓶梅》取材于嘉靖朝现实生活的小说，在考察清楚人物典型的生活原型，作者的生活经历遭际之后，再进行艺术分析，则不会有雾中看花、水中观月之感。这是研究的难题。《金瓶梅》是写西门庆的家史，以一家写及天下国家，立足于一家，写及朝廷写及社会。西门庆一生以生子加官为分界，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城镇小商小市民，没有文化教养，没有读过书，出身小商家庭。有了钱财，买通官府，拜当朝太师蔡京为干爹，得了理刑副千户的官职，从此之后，与朝廷大臣，巡按知府各方面官员交往甚密，而且变得文雅起来。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西门庆为了和蔡御史拉关系，早一个月支取三万盐引，叫董娇儿、韩金钏两个妓女服侍蔡老爹。唱毕，当下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从花园里游玩了一回，让至翡翠轩，那里又早湘帘低簇，银烛荧煌，设下酒席完备。海盐戏子，西门庆已命手下管待酒饭，与了二两赏钱，打发去了。书童把卷棚内家活收了，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与西门庆作辞，谢了又谢。西门庆又道：“学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处，学生这里书去，千万留神一二，足仞不浅。”蔡御史道：“休说贤公华札下临，只盛价有片纸到，学生无不奉行。”说毕，二人同上马，左右跟随。这时的西门庆，已不同于在王婆茶局里定十件挨光计的浮浪子弟西门庆，而是结交达官、周旋于勋戚大臣之间，特别在情欲上，有一妻五妾，肆意淫人妻子，梳笼妓女李桂姐，霸占郑爱月。有人说西门庆家庭是明王朝的缩影，西门庆活动的社会背景，也不是一个小城所能容纳的。西门庆形象有封建统治者即当时帝王的影子。或可能作者在这形象中寄托了自己的寓意。
西门庆之死解读（2）
有人说作者也是一个西门庆。赵文龙在《第一奇书》五十一回评中说：“独不可解者，凡事不曾经过，言之断不能亲切如此。若谓想当然耳，恐终日沉思，亦思不到如此细腻也。是作者亦西门庆也，阅而以为然者，亦西门庆也。”这是说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进行塑造人物的。在赵文龙之前，张竹坡就曾指出：“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金瓶梅读法五十九》）这是就塑造西门庆等人物形象的生活基础而说的。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我们接受理解西门庆这一典型是有启发的。但是，有学者提出笑笑生即西门庆，认为“《金瓶梅》是记载了笑笑生大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出生在临清的笑笑生曾在北京做官”（池本义男《金瓶梅词话文献研究丛书》）。作者对西门庆是持批判揭露的态度，对西门庆的罪恶行为，作者是极为愤慨的。西门庆不可能是作者的自传。只能说西门庆形象包含有作者的阅历，有作者的寄托。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在不考虑西门庆形象塑造的直接政治目的，不考虑作者的寄托的情况下，以现代文艺理论为参照系，对西门庆艺术典型进行分析研究，学者们的见解是很不相同的，有“新兴商人悲剧”说，认为西门庆是十六世纪新兴商人的悲剧典型。西门庆的商业活动中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甚至说西门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封建商人说”与上述观点相对立，认为西门庆是封建商人，他的商业是封建专制主义保护下的商业，不具备新兴资产阶级商业的性质。《金瓶梅》虽然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我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却并没有表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论者认为《金瓶梅》主要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的活动和他们的历史命运；表现封建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风尚与社会心理的重大变化；表现这些变化对以土地权力为基础的旧的社会秩序、旧的社会风气的动摇（罗德荣《论西门庆》）。还有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西门庆形象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西门庆的商业经营模式上，更多的带有封建商业经济特点，但其部分商业利润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曹炳建《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有学者从西门庆这一商人的属性，明代民间商业资本的性质与恶劣环境来分析西门庆之死，是专制体制下民间商业资本的悲剧。西门庆的纵欲到最后暴死，正是明代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动写照。它预示着明代的商业资本只能与封建体制一同腐朽，而进不了近代社会的大门（李双华《西门庆：专制体制下商业资本的缩影》）。明代中晚期，
虽然有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封建体制的束缚，不可能成长为大树，也就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从经济史的角度解读西门庆形象，可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认识明中后期的社会特点与经济生活状况。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具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西门庆到底是新兴商人还是封建商人？这是关系到《金瓶梅》思想性质，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的大问题。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岁月里，认真研读文学巨著《金瓶梅》。他特别注意作者对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描写。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引自逄先知《记毛泽东读中国史书》，见《光明日报》1986年9月7日）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同样，《金瓶梅》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了解历史这一点上，两书是互补的。《金瓶梅》塑造了不朽的文学典型西门庆，主要写市民阶层的生活，侧重在下层；《红楼梦》塑造了亘古未有的典型贾宝玉，主要写贵族生活，侧重在上层。《金瓶梅》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大量商业活动，这是《红楼梦》所没有的。《金瓶梅》描写金钱商业、经济；《红楼梦》描写政治、礼仪。《金瓶梅》重摹写生活，是写实的；《红楼梦》重表现情感，是写意的。《金瓶梅》是生活小说、市井小说；《红楼梦》是诗意小说。《金瓶梅》是下里巴人。《红楼梦》是阳春白雪。对西门庆这一典型，从艺术上分析其性格的复杂，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开拓意义，这种研究是必要的。探讨作者塑造西门庆的寓意，从经济角度研究西门庆，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了解历史，了解《金瓶梅》这部书的价值，是更为必要的，通过西门庆典型的研究，可望使《金瓶梅》研究出现新的突破。
第四讲 还原文本，回归经典，走近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三种版本系统（1）
《金瓶梅》刊印本共有三种系统，实现了由原创稿本到文本与评点的结合，艰难地传播，通过读者而存在，生命不息，魅力无穷。《金瓶梅》先有抄本流传，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约经二三十年的传抄后始有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祯本或绣像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简称张评本）为明清时期的三种版本系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金瓶梅》版本的研究，对张竹坡与《金瓶梅》张评本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更丰富、产生的影响更大，所以先谈谈张评本系统。
张评本系统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是他的号。他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评点刊刻《金瓶梅》①。竹坡把《金瓶梅》称为《第一奇书》，表明他肯定《金瓶梅》的历史地位，是继承了冯梦龙等的小说史观与四大奇书之说。竹坡评语包括总评《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读法》《凡例》《趣谈》等、回前评、眉批夹批约十万余言。他以自己创作一部世情小说的严肃认真态度来评点，肯定《金瓶梅》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是一部太史公文字，而不是淫书。他总结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点，形成自成体系的《金瓶梅》艺术论，把古代“金学”推上一个新阶段。张竹坡生活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约与曹寅同时。这时，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作家还没有降生。但是，张评本《金瓶梅》已在艺术经验、小说理论方面为《红楼梦》奠定了基础。兰陵笑笑生、张竹坡都是曹雪芹艺术革新的先驱。张竹坡与《金瓶梅》如同金圣叹与《水浒传》，脂砚斋与《石头记》，在历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张竹坡是清代初期肯定评①参见吴敢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价《金瓶梅》、广泛传播《金瓶梅》、有叛逆思想，高举进步文化艺术旗帜的年轻批评家。由于《张氏族谱》在徐州铜山县汉王乡发现，对张竹坡家世生平、评点刊印《金瓶梅》的壮举、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等的研究，在历史新时期取得了很大收获。彻底纠正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怀疑论，破除了把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看成除“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这一句还可取，其余都是些冬烘先生八股调，全不足取”的说法。
从而促使研究者把张竹坡列专章论述载入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史的专著，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张竹坡评点本是以崇祯年间刊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底本，是批评家积极参与小说文本进行审美接受的成果，将文本的潜在效能结构与批评家评点结构结合，使《金瓶梅》文本得到新的实现，在有清一代以至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评康熙本今存三种版式：1扉页牌记“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卷首谢颐序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扉页上端无题。框内右上方：“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间：“第一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