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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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的经过（4）


　　吴冷西说：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第一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刘少奇的这段话，我们在访问赵家梁时，得到一些印证，他对刘少奇讲的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错了由政治局负责的话印象很深，说有这回事。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少奇认为报告稿在总结过去几年的工作方面，关于中央的缺点错误讲得还不够，还有点吞吞吐吐，没有放开，因此主张要放开讲，要讲够。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他认为列举的事例还不到位，因此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在党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了这几年党内反右倾的问题。其实这是中央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少奇抓到了点子上。
　　但刘少奇是不是讲了这个话，什么时候讲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12月31日才起草出报告第一稿的第一部分，而吴冷西说刘少奇是12月22日看了报告的第一稿讲的，首先在时间上就不相吻合。
　　从胡绳的日记和回忆来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1962年1月1日晚饭时，陈伯达找到胡绳，邀请他加盟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这之前的1961年12月31日，陈伯达已将报告的第一部分送给了刘、邓，之所以次日晚饭时陈伯达找胡绳参加起草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刘少奇对第一部分提出了不少意见，修改的任务比较大，所以陈伯达赶紧加强力量，请胡绳加入进来。
　　1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来到钓鱼台谈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因为任务急，胡绳抱病前往。具体刘、邓讲了什么，胡绳日记没有记载。会不会就是吴冷西回忆的刘少奇那一段慷慨激昂的话呢？显然，刘少奇的那段话，是针对整个报告讲的。但其实到1月2日，刘少奇还没有看到报告的第三部分，吴冷西既然把具体的时间搞错了，也很可能把刘分几次讲话的内容记忆成了一次。或许是另一种情况，刘少奇在报告初稿没有出来以前，找秀才们谈谈报告的写法和内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从吴冷西的回忆本身来判断，又显然说是刘少奇看了报告稿以后提的意见。至少刘少奇讲话的第四点内容，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起草委员会的那个讲话来看，还没有如此大胆。总之，吴冷西的这段回忆也有待推敲。
　　从1月2日起，胡绳负责修改报告的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
　　三天之后，1月6日上午，邓小平来到钓鱼台审看改后的第一部分，边读边议边改，直到14时通过。邓小平走了，刘少奇随后就到了。有意思的是，邓小平通过的第一部分，在刘少奇那里没有通过。胡绳回忆：
　　下午，少奇又来看，看后他找到我，问：你看下面县委书记一级的同志们对形势的估计会满意吗？我说差不多了吧。他举了下面的一些情况，说了有些县委书记的意见。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得太轻了，讲得不够。好像对前两年工作的检讨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感觉，少奇没有通过，表示不满意，于是大动干戈，一直改到凌晨3点钟才大体完成。好像也不只是内容不行，还包括逻辑上的问题。
　　通过胡绳的回忆，可以看出，刘少奇坚持要把困难的形势讲透，那么吴冷西的有关回忆可能也是确实的。最后下发大会的报告稿，基本体现了刘少奇所讲的精神。比如，报告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应当承认，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是严重的。1961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通货发行过多，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不足。”“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很大；另一方面，我们又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
　　1月7日，邓小平来钓鱼台审看报告的第二部分，没费太大的周折便通过了，对第一部分的修改也表示同意。邓小平走后，刘少奇又来了，通读第一、二部分，这次刘少奇没有提出大改的意见，较顺利地就通过了。晚上，胡绳又帮助田家英突击第三部分，胡绳写了这个部分的“帽子”，虽只千余字，胡绳说搞得好辛苦，也搞到夜里3点钟。搞完如释重负，倒头便睡，那里吴冷西、田家英还在统改第三部分。睡梦中，吴冷西、田家英曾两次催促他起来和他们一起审改第三部分，但无论如何，胡绳也赶不走睡魔，“已不能读稿了”。
　　1月8日，邓小平上午9时就来到钓鱼台，审读报告的第三部分，比较顺利，通过了。之后，刘少奇也来审读第三部分，未提大的意见，基本通过。
　　通过上面胡绳日记的记述及回忆，也可以印证吴冷西讲田家英的第三部分改动不大，通过得比较顺利一事。
　　在刘、邓审改第三部分的同时，为了抓紧时间，听取参加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对报告的意见，刘、邓吩咐将报告的第一、二部分先发到与会者手上进行讨论。参加小型工作会议的同志是8日和9日上午看稿子，9日下午进行了讨论，议论甚多。
　　刘少奇在钓鱼台同起草班子一同改好稿子之后，还不放心，又将稿子带回家中继续琢磨。8日夜12时他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上批示：
　　胡绳同志：
　　此件我又把前面几段看了一遍，有一点修改。国内形势部分还有些地方是别扭的，请你们明天好好再改一遍。
　　1月9日，起草班子在钓鱼台将全稿重读一遍，进行文字修改。他们本以为半天就可以完成，结果因为刘少奇对第一部分还不满意，他们一直弄到深夜才将稿子全部改完。这一天刘少奇再次来到钓鱼台定稿，邓小平没有来。
　　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内容是逐渐清晰起来的，报告的基调是按毛泽东的想法来定的，起草工作则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搞的。1961年12月31日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从1962年1月1日起，主要是刘少奇主持。尤其是刘少奇，将他自己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体会，对形势的感受大胆地写进了报告。报告也因此在大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1）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1962年1月8日上午，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第一、二部分在发给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同时，邓小平嘱杨尚昆送毛泽东审阅。报告的第三部分则于9日晨送给了毛泽东。有关这一情况，1月9日10时，杨尚昆给毛泽东的信中，有着明确的记载。杨尚昆写道：
　　主席：
　　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附件，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齐，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
　　前面谈到，1月9日起草班子开始对报告稿进行统改，本来想一上午就可以改完的，结果一直忙到深夜才弄完。这一天，刘少奇为了使毛泽东尽快看到统改的稿子，又把先统改好的第一、二部分请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送毛泽东审看。徐业夫1月9日23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主席：
　　这个报告，今天又作了修改。少奇同志指示，把这个报告在今天晚上送给主席一阅。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再过几个小时就送来。请主席看这个修改稿。
　　从杨尚昆和徐业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于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23时收到报告第二稿（第一、二统改部分）。11日就将举行大会，下午刘少奇就要代表中央作大会报告。毛泽东9日23时才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这时，距开会的时间只有一天，这对毛泽东来说，显然是太紧张了。
　　毛泽东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作了批示，说：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②，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泽东
　　1月10日上午10时
　　毛泽东提出刘少奇推迟三天作报告，大会先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由周恩来报告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本来，这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也是大会程序中已经安排要进行的问题。
　　但大会日程安排并非如此。
　　1月11日，大会如期举行了。但与会者并没有讨论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也没有听取周恩来的报告，而是以省为片，以地区为单位，阅读和讨论报告。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毛泽东决定推迟3天讨论报告的当天上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刚刚写了上述给田家英、刘少奇等的批示后，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他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
　　大会也没有举行开幕式。
　　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11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是出人意料的。
　　首先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没有想到。按照一般的做法，党中央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应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文件，而这个文件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提出的工作任务应该说已有很大的权威性，一般不会再作重大的更改。特别是工作会议，并不履行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完全可以就中央提出的报告形成决议或一致意见，而不必再在大的范围内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讨论。所以，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开会10天，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就达到了开会的目的。况且，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定稿的，难道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同志，也没有想到。按照通常习惯，他们将报告起草出来之后，交给中央由报告人在大会报告，根据大会提出的意见进行斟酌修改就通过了。而报告稿不交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这在党的历史上比较少见，非同寻常。他们的感觉是：报告的事情还没有完。为了这个报告，他们日夜苦干了不少时日，眼看可以脱手了，结果直接发给大会讨论，这表明后面的工作还很多，还得接着干。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对于这个决定，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时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吴冷西说：“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