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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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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不真实的。所以使刘少奇最为恼火的是,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盖子。他说:一直到我参加你们的会,还是吞吞吐吐,不肯揭盖子。别的省老早揭了盖子,所以工作就转变早一些,经验教训也好一些。这是安徽跟其他省不一样的。
  刘少奇还讲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安徽的问题,中央早有察觉,1961年春在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从安徽调查回京就知道了,但是,中央一直等着安徽自己来揭。刘少奇本人为此事也同曾希圣谈过,暗示他自己把盖子揭开,实事求是地把严重问题倒出来,但是一直到安徽有人给中央写信,曾希圣还没有主动检讨。
  对于安徽的死人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他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刘少奇最露真情的话。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义愤,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当然,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①,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在“责任田”问题上,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推广“责任田”,是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而各自逃命、各奔生路时,他便只有检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②
  曾希圣被免职之后,无疑是很痛苦的。本来没有免除他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曾经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闲得无事可做,他会想些什么呢?对安徽死了那么多人,他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最近出版的一部有关曾希圣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说,他曾表示“非常抱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安徽人民,对不起安徽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心里十分沉痛”。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当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速度,曾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上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收问题……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4)


  如前所述,在大会出气阶段,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林彪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各省活动,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是一个不大的省份。尽管如此,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也达166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福建南安人,华侨家庭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他留在闽东坚持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官至兵团司令。建国后一直在福建工作,职务由省委副书记升到第二书记,再到省长、第一书记。参加七千人大会时,他48岁,正逢壮年。1958年,毛泽东为炮击金门曾把叶飞召到北戴河,面授机宜,并嘱叶飞与彭德怀一起指挥金门炮战。叶飞只是一个上将、福州军区政委,彭德怀乃是元帅、国防部长,他怎敢和彭德怀一起发号施令,为难的不得了。后来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①,才使这一尴尬局面得以摆脱。可以想见,毛泽东对叶飞十分信任。
  但这次大会,安排周恩来到福建组,叶飞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同其他省份比,福建虽然不是重灾省,但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尤其闽西情况比较严重。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1960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公共食堂竟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②1960年4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进入闽西,发现“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心情很是沉重”。③1961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④真乃凄凉一片。当时的福建副省长梁灵光后来证实:“广大群众因营养不良普遍患了浮肿病,闽西地区非正常死亡比较严重。”在政治方面,几年来福建在反“右倾”、反死官僚主义、反“地方主义”问题上,也伤害不少同志。因此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在会上建议中央派工作组到福建,把福建几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不管是南下的、地方的,新的、老的都要平反。可见,福建一些同志心中的气也是蛮大的。
  在出气会上,三明地委书记张维兹、福州市委书记郑重、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等先后发言,他们讲本地存在的问题,批评省委在工业、农业上的瞎指挥。如张维兹在三明筹建钢厂时,因省委的计划不断变化,钢厂的规模只好不断调整,致使工地一片混乱。叶飞来到钢厂视察,看到工地混乱的情况,又听到他讲工程的困难,即勃然大怒。这个会上,张维兹把省委的瞎指挥以及心中的不平讲了出来。
  叶飞审时度势,他在大家讲完之后,积极检讨错误,讲了因为失误造成的损失。想想所付的生命代价,以及今天的巨大困难,他动了感情,潸然泪下。叶飞态度比较诚恳,认识也较深刻。他在会上表示,大会后要抓紧甄别、平反工作,并向被平反者赔礼道歉。叶飞的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若干年后,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伍洪祥撰文说: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叶飞进行的自我批评,“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他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⑤张维兹也说:“大家听了叶飞诚恳的发言,也都动了感情。”⑥
  因为叶飞积极主动的自我批评,加上福建还算不上重灾省,周恩来在福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他说,大家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今后,“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⑦福建的问题就这样结束了。叶飞对周恩来的做法十分感激。
  朱德所去的山东组,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已降职调往他省。这个时候,省委第一书记是谭启龙。谭启龙,当年也是48岁,江西永新人。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也是兵团级职务。与叶飞不同的是,他任兵团政治委员。1961年初,由山东省省长升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就任第一书记时,全国“大跃进”的高潮已经过去,他上任后的任务主要是救灾抓调整。所以,在“出气会”上,谭启龙的压力应该说并不是很大。但在整风整社时,全省还是批判、斗争、处分了数千名干部,产生了面宽、量大、处理重的问题,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山东的同志对新省委,也还是心中有气。他们要求省委认真进行甄别,迅速清理冤案,对被批判斗争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平反。
  谭启龙针对大家的意见做了检讨。他说,一是1960年10月整风整社,机械搬用信阳经验,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即墨、胶县、平原、高唐等县一度当作敌我问题处理。二是简单化地在各级划分三类县社队和六类干部。其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来说,省委领导上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行动上来说,缺乏调查研究。在党内斗争方面,忘记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有就是骄傲了。
  对于谭启龙的检讨,山东有些同志不以为然,针锋相对地提出意见,认为检讨的不够实事求是,并举出具体情况加以说明,要求省委做一次好好的检讨。在那种出气的氛围中,人们很敢讲话,敢揭省委的短。
  参加了整个大会,再看看山东组的情况,朱德表现得很高兴。他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以后怎么样,就要看省委是不是真的不抓辫子”。他表示,对山东,他很乐观,希望他们带着愉快的精神回去,改正缺点,团结起来,一定会搞得好。如果舒同能团结人,早就搞好了。犯了错误要在工作中去改正。①
  陈云所去的陕西组,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德生。张德生生在陕西,工作在陕西,可以说是一名老陕西。早在1941年就做过陕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4年起就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年45岁,很是年轻。张德生的特点是比较持重、谨慎,重实际、不张扬。所以在“大跃进”时期,陕西的失误和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1958年11月初,在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副省长谢怀德报的粮食产量因为太“低”而过不了“关”,数次电话请示张德生如何办,张回答:不要再多报,把会上定的指标带回来再说。由于在别人放卫星时他不跟浪潮,不过分浮夸说大话,曾被周恩来风趣地说,陕西省委是“守法户”。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陕西农业也没有逃过三年减产的厄运。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陕西关中坝子历史上产粮最高时是69亿斤,平年是54亿斤,但1961年仅仅38亿斤,比平年还减产16亿斤。减产如此之多,除了三门峡水库占地,基建占地,就是天灾、人祸了。
  这一次,中央派陈云来陕西坐镇,是如何考虑的不得而知。不过陈云也只是在2月8日才亲自到陕西组参加会议。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陕西的情况事先是做了一些调查的。陈云对陕西省委的自我批评表示满意,认为陕西的同志都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他说,只要有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比十年计划指标还重要。他针对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告诉大家:“我说不会的。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他还预言,“以后是不会关门的”。②此时的陈云,不仅对陕西的情况乐观,对大会以后的情况也很乐观!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5)


  这里需要略加详细记述的,是邓小平所在的四川组。
  四川,按人口计算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达7000多万。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达400多人,是福建的两倍多,也是全国之最。
  按理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则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③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绝对数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四川却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这大概也是曾希圣不服的一个原因。④其中情况,确实有些复杂。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江西临川人,参加过长征。自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一直在晋绥一带开展工作。1949年冬入川南下,同邓小平、贺龙等一起进军西南,也因此便留在了西南。从1952年起,他就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55年合作化时,李井泉还比较冷静一些,他表现得有点从容不迫,四川实现合作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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