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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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毛泽东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①。毛泽东很欣赏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这“许多同志”是何许人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了这个谜底，他主要就是针对陈云来讲的。言外之意，陈云做经济工作不行了—这是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事情。
　　在这之前，全国的经济工作是由陈云负责的；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线。


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2）


　　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②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陈云再次检讨了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
　　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不知道毛泽东是有预感还是别的什么，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③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忧了。
　　毛泽东通过批评“反冒进”，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后果，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
　　1958年秋，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头脑有些清醒了，并着手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让人家“秋后算账”。但当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时，毛泽东又很难接受了，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再次昏胀起来，不但停止了纠“左”，还定了彭德怀的罪，继续反右。这些风云变幻，陈云自然历历在目。时间虽然到了1962年，眼下的情景已同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应该说，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
　　再者，陈云同毛泽东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党内多年形成的历史习惯，是将毛泽东看作真理的化身，只要是他说了话，一般只能执行，很难回转。
　　陈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一直比较谨慎，一直是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的矫正。比如，“大跃进”正热的时候，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对陈云说，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④1959年初，　陈云说服国家计委将钢的产量降为1600万吨，讨论的结果，国家计委只同意将钢降为1800万吨。不久，毛泽东请陈云和主管财经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吃饭时，陈云向毛泽东进言：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他倾向降到1600万吨。当时的毛泽东，不知是没有思想准备，还是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①毛泽东的这一席话，给陈云的印象是，他不仅不同意陈云的意见，而且还把降低指标同总路线联系起来了。陈云在心里叫苦。孰料，毛泽东回头却提议中央开会，讨论生产计划等问题。毛泽东的意图，是希望陈云在会上把他的想法给大家讲一讲，说服头脑还在发热的同志把指标降下来，降到1600万吨。而陈云呢，以为毛泽东是因为不满意他的想法，才提出开会。所以，这个会上，陈云不仅没有讲自己的想法，还作了自我批评。这件阴差阳错的事情令毛泽东十分恼火，后来为这事曾多次抱怨。
　　诸如以上种种顾虑，可能就是陈云在七千人大会没有讲话的原因。今天当笔者对此文进行修改时，《陈云传》出版了，发现陈云对自己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也当成一件大事铭记在心，专门做了解释。事隔26年后，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②读了陈云的回忆，笔者欣喜地看到，上面关于陈云不讲话的前两条判断，同陈云的回忆基本吻合。至于第三条原因，陈云自己没有讲，是不是就不存在呢？作为研究，应该是可以探讨的，所以仍然保留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七千人大会于2月7日闭幕，事隔14天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
　　那么，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为什么在“西楼会议”上又讲了呢？
　　分析起来，大体有四条原因：
　　一是“西楼会议”的范围比较小，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就是说，讲话的场合比较合适。有些意见在大会上讲不方便，但可以在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一讲！二是毛泽东在大会讲话时，谈到了自己在经济工作上不如陈云，陈云“懂得较多”。虽然这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的，实际上是向全党宣布在经济工作方面陈云懂得最多，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谁也不如陈云内行。陈云因此受到一些鼓舞。三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精神，或许陈云感到那个务实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又回来了。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他针对有人担心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说：“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④四是严峻的经济形势。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又发现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表面上收支平衡，实际上有着50亿元的赤字，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出于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几个因素相叠在一起，就有了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大胆一讲，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欢迎的精彩演说。那一刻，也成为陈云人生辉煌的又一个瞬间！
　　当然，毛泽东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确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他把形势看得黑暗了。后来多次不点名的批评陈云说农业要5到8年才能恢复。后来的实践也表明，经济恢复的时间，确实比陈云估计的要快一点，但陈云提出的一些措施，对经济的恢复则是十分有效的。
　　有人说，只有七千人大会，没有“西楼会议”，国民经济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这也是对“西楼会议”及陈云讲话的一种充分肯定。这里想再补充一句，没有七千人大会，也不会有“西楼会议”。有了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精神，反分散主义的举措，又有“西楼会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样，国民经济才得以顺利调整落实。由此说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十分重要的会议。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表现，功不可没。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1）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仅次于陈毅、粟裕的第三号人物，深受毛泽东喜爱。1954年起，谭主管全国农业工作。他个性鲜明，快人快语，爱放炮，人称谭老板。
　　“大跃进”时期，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不但没有向头脑发热的毛泽东提供比较符合中国农业实际情况的降温措施，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冲锋陷阵，被人称为“大跃进”年代的“风云人物”。这次大会，谭震林专门写了书面检查在大会下发。①大会讨论时，谭震林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简报上，但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谭震林因此成为这次大会的一个“人物”。
　　说起谭震林，“大跃进”期间，确实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在南方、在北方先后召开几省、市的分片农业大协作会议，召开小麦、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专业会议，召开水利、农业机械等现场会议，大做促进工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要“大跃进”。他还马不停蹄地到处视察，比较典型的一次，仅用10天时间就跑了30个县，一天3个县。想想当年的交通状况、乘车条件，就可以想像他是怎样不辞劳苦，又是怎样走马观花了。他一路看下来，各地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使他产生了不仅调高的指标可以达到，而且能够大大超过的错觉，“大跃进”的信心也因此更足了。他在中共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来安徽，主要是看形势……我就看到了这个跃进的形势……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他。这不是自满，这是打擂台。”接着他又鼓劲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②一种美好的想象，最终被现实击得粉碎。七千人大会上，杭州地区的同志愤愤地说：谭震林“乱批评人，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离奇口号，也是谭震林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的。③他还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自己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大炼钢铁，二是人民公社，他无发明权，有推广权，主要责任在他，赞成的也分点成。其中特别提到谭震林，他说：“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④
　　从这时起，谭震林才开始清醒一些，此后的他开始做自我批评，也逐渐地谨慎起来。他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任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⑤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大会在讨论时，人们针对谭震林仍然提了不少意见。大体说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为，谭震林能够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对大家有启发教育作用。但又强调，谭检查的不够。说这个检查晚了，在去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应当检查，另外检讨的也不深刻。一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没有深挖。这种错误是属于离开了毛主席思想，离开了总路线的错误，是离开了正确的轨道，有“左”倾的毛病。二是对错误的危害没有检查，对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没有痛心之感。三是对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挖得不深。主要是骄傲自满了，官做大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四是检查中没有说清楚自己应负什么责任。五是农业今后如何办，没有提出几条办法。
　　有些人还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还有人尖锐地说，谭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主席思想受干扰，主要是由于他的影响。他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路线性的？很显然，人们对谭震林的检查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又表示不满意。
　　当时的谭震林一定压力很大。他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有些责任是不能推脱的，但要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