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005-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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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占领德国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continental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外市场，船舶与运输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讲可谓因祸得福。拿破仑首即“修正地图”，使“巴黎成为德国之地产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国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侣的掌辖、利用迁移归并等办法，大为减少了德国境内行政单位的数目。原有34个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区，经他裁减，只有两个余存。原有51个自由城市经他指划，只有6个余存。112个与时代脱节的亲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这归并统一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惰性，一经发动以后，只进无退，不可遏止。他又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虽说他企图在德国西部树立亲法傀儡政权，可是经过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达之处，到处施行拿破仑法典，原则上全民平等，私人财产权获得保障。即算大陆政策阻碍了国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学工业，又如萨克逊尼（Sat…ony）之纺织工业，因为不受英国之竞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两端大军进出，当然引起交通开发，法国工程师在德国修筑公路，尤有实质贡献。

　　而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革，也趁机会大事更张。即向拿破仑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内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凡此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强邻压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兰登堡国王自称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内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右不相衔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势。

　　普鲁士的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勾连至深，历来的国王开明专制，政府有保全社会体制之义务，同时绝对地注重纪律，军队的数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个坚强的文官集团组织。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让他们作为国家之中坚。只是辖地之在奥得河（Oder）及维斯杜拉河（Vistula）之间的一部分（今属波兰），历来以向波罗的海输出谷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经济的影响。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时，还创立贷款机构，周济地主。以后这些机构以及政府之津贴使不少大地主在农作物价格陡跌时渡过难关，不致被绅商廉价接收。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有些条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遗绪衔接，而无剧烈冲突。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里适应生存，并且保持其领导地位。

　　加以普鲁士国王本身拥有领域内1／4土地，享有全国收入之1／3，又以此数约80％供应军需，军国主义与政府之存在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为国王所有，在东普鲁士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材及铁产。此公司在1820年改组，以后更全力主持工商事业，至19世纪中期，国营煤矿年产煤400万吨，其他五金的产额也相埒，并且制造丝织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间尚扩充到纺织业。国家资本在后作主，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与以后之国营铁道，俾斯麦手下德国之带福利国家（welfarestate）性格，甚至20世纪希特勒之称国家社会主义，都有连带关系，此系后话。

　　现在再说拿破仑的改革在西部确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响甚难及于东部。1807年普鲁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个内阁式的组织，在下端也让各市政府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领主，才能解除封建义务。很多贵族领主成为新型地主，在新社会里产生了投资的功用。今后数十年内，东普鲁士地价一般上涨三四倍，可是农村内劳工的工资不因生产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农业范围内之存集资本。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内各色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Con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内，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独立自主的单位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一贯军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远。而且邦联内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后者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四境为前者包围，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区域有飞地。再则英国国王、丹麦国王及荷兰国王各因其祖传在德境之领域，也算是邦联成员。邦联之总理为奥国国王，但是仍没有国旗、国徽，缺乏内阁式行政机构，更没有邦联的军队。其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只似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及会员大会。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内，业主的数目仍在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革，谈不上进入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铃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内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吸引小国申请参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国只向进口货物抽一重关税，一般税率，大率为值百抽十。以后内地转口税全部废止，关税所入则照联盟各小国之人口数目分摊，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货物大量交流。铁道之修筑，一般由国家作主，也在此时展开。德国初期所筑铁路可谓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间10年之内完成。迄1840年，全境铁道不过300英里，1850年已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里的国家，这样的里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鲁士除了修筑铁路，尚通过其他小国遍修公路。内地要镇如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莱比锡（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规模通商的时候，普鲁士主动的经济改革已有无可抵挡的号召力量。纵有中部若干小王国企图阻挠，众望之所趋，很难发生功效。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满足。穷困和失业的人群亟需救济。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日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革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革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性。2月间巴黎市民发生暴动，3月柏林群众随着发难。由学生领导的工人与普军在街头巷战，死者230人，军方亦死20人。有些学者指出这种事变并非偶然，只表现当日社会问题之严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日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合入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飘忽好变，如有些历史家所指责？抑或他内心恐怕奥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奥之战，如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史家称法兰克福的代表缺乏经验。然则参加这会议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为大学教授、95人为律师、100人为法官、124人为官僚，“差不多知识界知名之士都已罗列在内”。为什么他们决策如此之糊涂，通过的法案无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顿臭骂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影响。这一串突如其来的事迹使德国人既艳羡景慕，也猜忌疑惧，终于仿效对抗。西方国家如英、法、荷的现代化，都有一个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姿态。况且19世纪初期不仅铁道的修筑普遍展开，更有电报的立即传递消息，报纸期刊成为市民每日精神食粮（法兰克福会议时，马克思即任《新莱茵时报》NeueRheinischeZeitung编辑）。这种种条件，使当日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自由民主即可以诱导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因之忽视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其高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交换，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资本家既得势，市民阶级也因之抬头。在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义在事前事后都已发生了号召力量。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则以普鲁士王权作领导力量，其军队与文官组织都可以作为推进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