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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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像；日式妇女那样，重新回到依赖男人的状态去：近年来出现的太太群体是妇女地位问题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一位应男友要求辞去工作的家庭主妇说：“我老公说，我不让你出去工作就是怕人勾搭你。我听了这话很感动，没想到他对我这么好。”
一位准备在家做太太的女性并没有把她的选择同妇女地位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她说：“作为一个女人，没有特别觉得受到歧视。看你碰上什么人了。一个女人能碰上一个好点的老公，一个能挣钱的老公，自己能在家当太太，那有什么不好？等他再多挣些钱，我就想辞职了。挣够我们后半生的钱，我就可以辞职了。
我不担心自己的地位问题。“一位事业上很强的女性表达了她在依赖男人还是自立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她说：”我并不喜欢女的特别硬，反而觉得温柔、柔弱的女孩挺好的。我认识一些这样的女孩，自己什么都不去做，一切由男人来安排。我有时觉得她们那种生活特别幸福，特别羡慕她们，可是我又受不了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观点千差万别，择其要，可以概括为四种立场：第一种是男尊女卑；第二种是男女平等；第三种是女尊男卑；第四种立场根本否定男女二元对立这样一种区分方法。
先看男尊女卑的观点。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的看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看法都是在传统时代最为盛行的观点，中国有“夫为妻纲”，西方妇女为了得到选举权也做过艰苦的斗争。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观点被视为天经地义，很少有人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人们认为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秩序，有意无意地把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当作这一立场的基矗首先向性别的传统秩序挑战的是男女平等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都属于强调男女平等的一类。“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毛泽东）：“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出来的”（波伏瓦）；这些思想脍炙人口。这种观点否定男尊女卑是以两性生理条件为基础的自然秩序，强调这种观点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偏见。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只要给她们平等竞争的机会。
它极力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
进一步的挑战来自激进女权主义，它比男女平等走得更远，时间也更晚近些。
它既否定男尊女卑的传统秩序，又反对男女平等的目标。它不是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同时强调女性优越于男性。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女性都比男性优越，前者的例子有爱和平不爱战争；后者的例子有性能力更强，适应恶劣生存条件的能力更强，平均寿命更长等等。有人提出，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女国家元首，战争可能会少些。
在性别问题上近些年才出现的新潮观点是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中自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思潮勃兴以来，一直有一个两分（dichotomy）的思想脉络，其中很主要的一项两分的内容就是感情与理性，一般认为，前者是女性的特征，后者是男性的特征。后现代女权主义对这种划分持异议。它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作法，不赞成把女性特征绝对地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它反对西方哲学中将一切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听上去离现实最远也最难懂，但它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它使我们跳出以往的一切论争，并且为我们理解两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天地。
将中国妇女的状况同西方妇女加以比较，仅受礼教束缚的中国妇女的地位略微强于受宗教教义束缚的西方妇女的地位；中国妇女地位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也略高一些。有些西方学者持类似看法，认为中国妇女与日本、印度妇女相比，有更多的自由，地位也更高一些。他们曾分析其中原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与传宗接代相比，性生活微不足道；中国人虽然喜欢性，却又不认为它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女人常常可以与丈夫平起平坐，并参与他们的事业。英国甚至有观察家认为，中国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远不是印度式的，而是现代西方式的，有些连西方人都不愿接受的观念，都能被中国人迅速、彻底地加以采纳。曾到中国讲学的罗素就有这样的印象。（埃利斯，第12一13页）特别是我国从五十年代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以来，“男女不分”成为时尚，它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一时尚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仅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别意识在沉寂几十年之后重新浮现出来。最明显的表现是，女性开始重新注重衣着化妆，表现“女性特征”的意识一旦苏醒，立即变得十分炽烈。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过程中，又有人矫枉过正，表述了一种近似本质主义的思想：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因而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常常使人忘记了“人是生物”这一点，而生物离开生物性活动，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如果男性文化将使生命变成机械并使其遭到毁灭，女性就必须履行自己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的职能，发挥母性和女性独特的社会作用。
这类思想的本质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假定由于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热爱生命；可是男人也为生命贡献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呢？其次，它假定男性文化“将生命变成机械”，女性文化强调人的“生物性”，这是缺乏证据的。此类说法同西方有人将男性同“文化”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辙，而这种划分是本质主义的。
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深入到社会意识中，有时甚至以科学知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人们在分析男女两性资质上的差异时都相信：女性逻辑思维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其实它却存在着极大的疑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宁说，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而把它当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质主义的。
中国的传统性别观念与西方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斗争的关系，而中国人则长期以来把男女关系视为协调互补的关系。
阴阳调和、阴阳互补这些观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这并不能使中国人摆脱本质主义的立场，即把某些特征归为“男性气质”；把另一些特征归为“女性气质”；而且认为这些气质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对于上述文化理念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因为它根本否认所谓男性与女性的截然两分。对于深信阴阳两分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立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难接受。这倒颇像法国和英国革命史上的区别：法国压迫愈烈，反抗愈烈，双方势不两立，结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国温和舒缓，双方不断妥协退让，结果是和平的“光荣革命”，保留帝制。在两性平等的进程中，西方女权主义激昂亢奋，声色俱厉，轰轰烈烈，富含对立仇视情绪；而中国妇女运动却温和舒缓，心平气和，柔中有刚，一派和谐互补气氛。但是在我看来，也正因为如此，若要中国人放弃本质主义的观念，恐怕比西方更加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
一点理论分析结论
一点理论分析在我看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三人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本能（力比多）与文明是对立的。因此在他那里，性的发展史是一个从自由到压抑的过程。弗洛伊德说：“人体从头到脚皆已顺着美的方向发展，唯独性器本身例外，它仍保持其属兽性的形象；所以不论在今日、在往昔，爱欲的本质一向总是兽性的。要想改变情欲的本能委实是太艰难了；……文明在这方面的成就总不能不以相当程度地牺牲快乐来换龋”（弗洛伊德，第143页）在他看来，压抑是为获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令每个人的本能（原欲、力比多）自由地迸发，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文明也就会丧失。因此，文明只能是压抑性的文明。
马尔库塞则认为，人类可以拥有非压抑性的文明，他将弗洛伊德版的性史改写为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匮乏期）再到非压抑性文明（富足期）这样一个过程。
他说：“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中优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使人的需要得到无痛苦的满足，而统治再也不能按步就班地阻止这样的满足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马尔库塞，第111页）他力图说明的是，尽管在匮乏的时期和匮乏的社会，人们必须为文明付出受压抑的代价；但是在一个富足的时期和富足的社会，人的本能与文明的冲突将可以被克服，爱欲将可以自由奔放。
福柯的思路与前两位均不同，他不认为在人类的性史上存在着这样界限分明的时期：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后来的性压抑期，和现代的性解放期。他不认为曾有过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某一机构或阶层来施行的压抑；而认为社会对性的禁制始终是自下而上的、弥漫的，甚至大量地表现为自我禁制；它存在于工厂、学校、监狱、军队、医院等社会组织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惩戒凝视”，其目的是制造“驯服的身体”。
福柯在其名著《性史》中反复阐明他关于性压抑假说的看法，旨在推翻人们普遍信以为真的一个神话，即性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禁制，遭到了禁忌、绝迹与缄默的三重压抑。他提出三个严峻的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从17世纪开始的性压抑真的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吗？第二个疑问是，权力的机制，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真是压抑性的吗？第三个疑问是，批判压抑的话语是权力机制的对立面还是这个权力机制的一部分？他的主要论点是，从17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中，性不但没有保持缄默，而且早已被人“说烂了”。“一切关涉到性的东西都必须由那永不停歇的言语之磨碾磨一遍。”“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视和盘端出一切涉及自己的性的意念、言语、行为力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性来说，最为喋喋不休、最急不可耐的可能就数我们自己的社会了。”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其实并非自弗洛伊德始，它的产生和弥漫过程开始的要早得多。在20世纪，人们庆贺摆脱了长期的严厉的性压抑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余风。
然而那些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在一种早已开始的过程面前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毫无知觉，却早已被四面包围；他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准备时期；他们把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性状态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错了。”（福柯，第11一33、153页）在这一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