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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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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那种特别朴实的人;我妹妹显得弱不禁风,像个林黛玉。那段时间她俩相依为命。后来我妹妹调回北京,她每次探亲不回自己家,来北京看我妹妹。她几次放弃了回自己家的机会,还经常找碴儿来北京。她家让我妹妹给她做工作,我妹就劝她,让她结婚,见男朋友。她最后碰上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可她对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你和我结婚要容得下我和××(我妹妹的名字)的感情。那人对这个条件感到奇怪,就给我妹妹写了封信。最后,他和她吹了,她现在还是独身。“一位异性恋者说:”我听说有一个女同性恋的俱乐部,她们互相抚摸。“
  一位女性对同性恋的感觉很有代表性,她说:“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我大伯子说,有个男人喜欢他,那人很女气。我反对这事,觉得还是异性好。当然如果两个同性感情很好,那也没有办法。我周围的人都挺正常的。”
  拿我调查到的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相比,交友方式有些差别,她们不像后者那样愿意到公共场所去找伴侣,而较多在朋友、熟人中寻找伴侣;她们同伴侣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的投入更多;她们在异性恋眼中较少攻击性,因而比男同性恋更容易得到异性恋人群的同情和容忍。许多异性恋者以为,两个女同性恋在一起什么也做不成,当然,这种推测就像以为两个男同性恋在一起只做肛交一样的偏颇。事实上,女同性恋者之间既有感情的交往,也有性活动。女同性恋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异性恋霸权和“男性生殖器霸权”的挑战,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性倾向的多样性和身体快感的多源性。
  据金赛调查,终生绝对女同性恋者在女性中占3%;与同性发生过性接触的到45岁时达到20%;因其他女性产生过性唤起的女性到45岁时累计为28%。(金赛,第212页)另外,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女同性恋者和五分之一的男同性恋者是己婚的(与异性结婚)。(哈斯等,第260页)根据金赛调查,有双性恋史的女性占独身女性的17%。对主动的双性恋生活感兴趣的人数固定在人口的5%左右。(拉里亚等,第125页,第138页)对于同性恋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是病态;另一种认为它不是病态。前一种观点以戈德。佩尔(Gad Paille)为代表,他指出:“喜欢同性恋显然是正常的性心理发展程序出现紊乱的结果。”后一种观点以马穆(Marmor为代表,他认为:“同性恋行为和异性恋行为仅仅是人类性行为的区域不同,不能认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本质上更自然。”(转引自萨多克等,第2一3页)据调查,在美国有43%的人觉得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对;有47%的人仍然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还有10%的人不表示态度。(坦娜希尔,第45 4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存在过的对男同性恋者的严厉法律有些对女同性恋者不适用,后者并不像前者那样遭到起诉,世界上只有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佐治亚州有特别针对女同性恋的立法,或在刑法中不排除对女同性恋行为的处罚。尽管男同性恋遭到残酷的对待,女同性恋却往往仅仅被视为可以被忽略的小问题,被认为是“侍女、寄宿生和女演员们的肮脏的小过错”。(萨多克等,第98页)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社会默认了同性恋的活动,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的社会。一位同性恋者说:“我发现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身分与我可以有权拥有的其他身分同样都是基本的。作一个同性恋者与我的职业、我的阶级或我的种族相比是更根本的方面。”另一位说:“知道我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就改变了我看、我听和感知整个世界的方式。我开始懂得了我一生中以前一直没有注意的许多感觉与反应。”(转引自韦克斯,第281页)福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他揭示了古希腊人与现代人一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方法,现代人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性倾向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也就是性对象的性别和性活动的性别性质;而古希腊的人看重的是性活动质量的高尚与低下。“他们认为,对值得渴慕的任何事物(不管是少男还是少女)的依恋都出于同一种欲望,只不过较为崇高的欲望倾向于较为美丽、体面的事物。”(福柯,第359页)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曾说过:“古代与现代情欲生活的差别里最惊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们太强调对象的重要性。古人视本能为万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级的性对象;我们则蔑视本能的活动本身,只有面对美好的对象时我们才能纵容其活动。”(弗洛伊德,第51页)近年来,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日趋公开、活跃,女同性恋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onism)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她们提出“多元”(diversity)口号作为对“变态”(perversity)这一指责的回应。她们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要求隐私权的阶段,甚至超越了开办女同性恋酒吧、实业和项目的阶段,达到了要求开展广泛的公开讨论的阶段。”(Barret t,95)早在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恋者在迪尔。马丁(Del Martin)和菲丽丝。
  里昂(Phyuis LyOn)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取名为“比利蒂斯的女儿”,这个名字来源于由萨福一首诗改写的色情诗。目前在美国约有600个同性恋者的组织,有大量的出版物。她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活跃在各类传媒上;选举能代表同性恋利益的地方议员和行政长官;争取法律上对同性恋婚姻的认可。
  80年代,在美军中,女兵将近15万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恋者无意中在那里得以聚集。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难以相遇的。无怪乎有人说,曾经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爱已经变得滔滔不绝了。(韦克斯,第25页)在西方,有很多人将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可是有的女同性恋者认为她们的文化被女权主义重新解释了。她们认为,“女同性恋是实践而女权主义是理论”的口号不失为一个好的动员令,但它却歪曲了女同性恋的历史。她们批评保守派,认为她们反对和压制了一切有关性、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严肃讨论。她们认为,性别主义是一切压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对男性霸权的威胁,女同性恋者必须组织起自己的运动以反对男性霸权。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猛烈抨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性行为。她们还认为,母性是女性的优点,而不是女性的弱点。
  她们反对异性恋霸权,即那种以为只有异性恋才属正常范畴的偏见。
  文化女权主义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女性的特质是人类行为的最佳价值和正面价值;它强调有独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克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有一个简单明了但相当激烈的观点:“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对异性恋”。(Campbell,25)文化女权主义所主张的解放妇女的战略包括建立妇女文化,从而使男女两性隔离。分离主义女权主义招致不少批评,它被批评为仇男倾向和翻转过来的性别歧视。由于分离主义主张从男性定义的体制、关系和角色活动中完全分离出来,还被批评为带有很重的乌托邦色彩。

第二十六章 停经与更年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月经初潮和停经是女性一生的两大关口。在第一个关口,女性从儿童期进入青春期;在第二个关口,她走向生命的晚期。因此,停经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位儿子自杀死去的离婚女性说:“我50岁时,一下就过了更年期了。就从我儿子死去的那个月,我就不来例假了。如果不是我身体底子好,我肯定会疯。
  有几次我在公共汽车上不知道下车,自己走路老走丢。有一次我从西单走到大北窑才知道找车上车。有几次心跳特别厉害。我去医院,大夫说你这是更年期反应。“”我觉得停经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还是采用体外射精的方法,防个万一。停经以后,我觉得精力比以前充沛,以前一月一次的月经挺伤身体的。“
  “我停经前有三五年时间感觉不舒服,头痛,有时心脏也不好,闷气。我听说是因为雌激素少了,血管硬化加快。到50岁时月经就完全停了,嘎然而止。”
  “我43岁就绝经了。过去我们做那事时他老得体外射精,玩不痛快,现在可以尽兴了。我更年期反应不厉害。”
  “我是47岁开始月经不正常的,有时几个月才来一次,到49、50岁时就完全停了。停了两年之后,查出宫颈萎缩。”
  一位年过50的女性这样谈到停经对性生活的影响:“现在分泌物少,觉得吃力。但从没抹过润滑剂一类的东西,倒是听说过有人抹过食油的。”
  在中国社会中,不少人对更年期妇女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觉得她们神经不正常,不好招惹、一个更年期妇女的艺术典型是王小波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女厂长老鲁。不仅男人对女人持有这种刻板印象,不少女人也这样看。
  调查中,一位女性讲到她妹妹与更年期妇女的遭遇:有一次我妹妹骑车不小心碰了一个女的,她一个劲儿道歉,可那女的不依不饶,说:兔崽子你等着,老娘等会儿收拾你!我妹妹到了机关门口,那女人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一头朝她撞过来,把她撞倒。我妹妹不敢恋战,赶快跑进机关院里。碰到更年期妇女真是不能招惹。“许多人对女性的性欲尤其是老年妇女的性欲怀有偏见,并由此形成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然而,根据金赛调查,女性的性欲一直延续到60岁以上。在自我刺激和达到性高潮的性梦中,在55岁或60岁之前,女性有此类行为的频率逐步增加到其顶峰,并且或长或短地保持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在晚年之前,其性能力会因年龄增长而减弱。相反,此时男性的性反应已极大减弱,对性交的兴趣大大降低。(金赛,第145页)不同的文化对妇女的停经和更年期有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与不同人种的体质差异有关,但更多是与文化遗产、风俗习惯有关。从体质上说,有的女人在更年期毫无异常反应,有的却闹到要住院治疗的程度。我们文化中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更有研究探讨的必要,可惜不是这项研究力所能及的。好在我知道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期待看到他们的研究结果。

第二十七章 色情材料
  不像在一些西方国家或香港,人们可以在大街上合法地买到或租到色情材料;在中国,色情材料是严格禁止出售和出租的。然而,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发现,色情材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像外间人士以为的那么稀少。
  几乎我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或多或少接触过这类材料,除了色情录像带之外,不少女性承认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等书。虽然她们当中许多人表示不喜欢这种东西,有的人就是为了见识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东西而看一下,并不派什么其它用场;但在有些人那里,这类色情材料在性生活中具有固定的功能,如学习功能,帮助起性的功能等等,因而是在家中常备的。
  当一位在行为和观念上都绝对谈不上“新潮”甚至相当“老派”的女性对我承认,她也看过一次“毛片”(色情录像带)时,我真是感到很意外,并由此想到,色情材料的普及程度恐怕远远超过警方甚至一般公众的印象。如果不是法不责众,而严格执行不许观看此类影视录像的法律,把凡是看过这种片子的人都抓起来,成年人的七八成恐怕都要入狱。记得80年代初北京有一次扫黄就曾试图这样去做,结果所有的拘留所马上满员,不得不动用临时监所,最后此事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这就是对人口中看过此类材料的人所占比例估计过低所致。幸亏现在有关的法律规定已成为只是写在纸上,并未严格执行的法律,否则国家将不得不拨天文数字的经费去扩建拘留所和监狱。
  对色情材料持肯宝态度有一位知识女性说:“色情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两性生理特征决定的。”
  一位女性把自己对性的观念从“肮脏”、“下流”、“淫秽”改变为“自然”
  归因于社会影响和色情材料,她说:“这和社会影响有关,家家都能看到黄色录像带。(当然,事实上肯定不会家家都有。这只是她对自己熟识的家庭的印象。
  但由此可知,家庭拥有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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