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1-第10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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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於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
则欧公之说为是。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弃
亲匿服、身负过恶者，皆素无行检之人，此曹虽使之生长都城，早游馆学，超取
名第，亦未必能为君子。若以为远方举人，文词不能如游学京师者之工，易以见
遗，则如欧、曾、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今传後，然亦出自穷乡下国，未尝渐染
馆阁，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後工文艺者，皆剽
窃蹈袭之人，非颖异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初，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
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额。诏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议之。
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问大义十道，以文解释，不必全记注疏，通七以上为
合格；诸科以大义为先，黜其不通者。苏颂欲先士行而後文艺，去封弥、誊录之
法。直史馆苏轼上议，略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
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
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
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
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尝立学矣，天下
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
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
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於贡举，
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
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
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
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
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
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
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
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
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
之？”
上读轼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他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
“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
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
贡举法不可不变。”赵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
他路，其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
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於是卒如安石议，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
《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
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
分之三增进士额，诸科如许用旧业一试後，非尝应诸科人得创以诸科求试。其
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
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
向慕改业也。
按：科举不足以尽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来，入官者皆以是为进身之阶，及
其人之贤否，则初不缘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进士，故天下举归
之，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惟其所尚，又举而从之。尚之以孝弟，孝弟
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姚康撰《科第录序》言：“以颜、孔
为心者，虽日视淫靡，莫能迁其操；以桀、跖为行者，虽日闻仁义，莫能治其性。
若膺乡举里选，亦此流也；若搜茂材异行，亦此流也。则何必目秀才为朴，名进
士为薄邪。”盖唐人已有此论，即坡公之意也，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
则於学者不为无补。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
以取科第。夫其书纵尽善无可议，然使学者以干利之故，皓首专门，雷同蹈袭，
不得尽其博学详说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则其拘牵浅陋，去墨义无几矣，
况所著未必尽善乎？至所谓“学术不一，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
莫肯承听”，此则李斯所以建焚书之议也，是何言欤！
既罢明经、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试进士者。试以
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惟尝应明经、诸科试在熙宁五年前者得试，
非此类，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预刑法官试，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
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
策问也。
叶祖洽对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
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考官苏轼疾其阿谀，因拟进
士策一篇以进。
是年，南郊赦书，访求节行才识学术之士，诸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
送舍人院试，而命以官。
熙宁初，诏：“进士、诸科经仁宗朝殿试，或进士、明经三举，殿试五举，
省试下，诸科五举，殿试七举，省试下，并免解。因应举授诸州司士、长史、文
学、助教、参军，不理选限。年未六十，注权入官。”三年，又诏：“景五年
以前礼部试下，进士一举、诸科二举，年六十五，若递加一举，则不限年，州县
以名闻，特与推恩。府、监举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识。进士七举、诸科八举、年四
十、礼部尝奏名者，并特赴殿试，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一举以优之。旧
止试论，至是，如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自同五经出身而降为九等，上等注官，次
守选，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选限各有差。”
诏：“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得试於其州，类其
名上之转运司，使与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额。”
五年，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补官。
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命者，附锁厅试；非袒免以外，例许
应举，国子监、礼部皆别试、别取，十人取五，试者虽多，解过五十人。廷试
策问与进士同，而别考累举不中，年及四十以闻，而录用之。
六年，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
其後又诏进士第一人以下并试。初，诏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中书习学练亨甫言：
“高科任签判及职官，预一州之事，其於习法岂所宜缓？前此试刑法者，世皆指
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矣。”乃诏
悉试。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令，吴充曰：“汉儒陈宠以法律讲受，徒众常数
百人。有律学在六学之一，後来缙绅，多耻此学。明法一科又徒能诵其文，罕通
其意。近岁将补官者，必聚而试之，此有以见恤刑之意。”
旧制，进士诸科以甲次高下率钱期集，贫者或称贷。是年，始赐钱三千缗为
期集费。
旧制，新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官，谓之《三经新义》。
先是，安石奏学官试文，且言黎亻先、张谔文胜而违经旨，帝曰：“今谈经
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安石曰：“已令
陆佃、沈季长训释《诗义》矣。”帝曰：“佃辈信能发明奥旨乎？”安石曰：
“虽命之训，而臣实商度也。”
旧制，开封府发解三百馀额，国子监额不及其半。至是，合试而通取之。
九年，殿试进士。初，覆考官陈泽等考上一甲文卷失当，赎金有差。诏自今
唱名尽四甲，而礼部正奏名上十人，未与者奏听裁决。
元丰元年，诏开封府、国子监举人并试，通取解额。其诸州不满百人者，令
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额，就一州考取。御史黄廉言：“别试所解试业《诗》者
十人而取至四五，《书》之一经止取一人，等之业文，不应能否相绝如此。愿分
经立额，均收其长。”诏自今《诗》、《易》悉占三分，《书》二分，《周礼》、
《礼记》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讲官考试，诸生在学，熟知其平时议论趋向，
则试文易投其好，而远士往往见黜。考官用监学讲授人。”诏差官日取裁。知
谏院黄履言：“诸科旧试记诵，故口授为传义，重其法禁。今大义须文，岂容口
授？而重法如故，仍酿立告赏，证左又皆其徒，虑有诬枉，请改立法。”从之。
五年，先是，帝见黄裳所为文，爱之。至是，礼部奏进士，有裳名。及进读
试策，在前列者皆不称旨。命求裳名，至未甲始见，乃擢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
实赎金。
八年，济、博、棣三州诸科举人诉於礼部，言：“诸科旧额多归进士，仅有
存者，又有以尽解新科明法。今试而中，无额可解。”於是常留诸科旧额十分之
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知徐州苏轼上言，乞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
（事见《胥吏门》）
哲宗元二年，更科场法。进士分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语》、
《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道，四场子史、时务策二
道。经义进士不兼诗赋人许增治一经，诗赋人兼一经。以《诗》、《礼记》、
《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梁》、《仪
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尚书省言：“近岁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患在治经者专守一家，不
识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知解释，不通声律体要之学，深虑用之文从此遂息。
兼一经之内，可以为题者无几，有司所试，多其平日已尝宿为，若非议而更之，
必且大弊。”而礼部请置《春秋》博士，进士专为一经。又侍御史刘挚奏：“国
朝取士，试赋、论、策，更百馀年，号为得人。熙宁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罢
诗赋而改试以经，可谓知本。然今之治经，大与古异。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
说》，佐以庄、列、释氏之书，试者累辈百千，概用一律，其中虽有真知圣人本
指，该通先儒旧说，与时尚不合，一切捐弃。且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
否邪正，未可遽判。第从有司去取较之，诗赋有声律法度，故工拙易见，所从命
题者广，故寡重复；经义命题不出此书，既可夙具，稍更数试，题多重出，既格
律不严，难以一见判其高下，或时得窃他人之文以为已作。此於取弃难易之，
科第当否，由之以分。愿复诗赋，与经义兼行，其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已之说，
禁用字解、释典，以救文弊，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又言：“近制，
明法举人试律令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明法’，中其选者，吏部即注司法，叙
名在进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礼义，而刑法仅以助之。旧制，刑法最为下科，
然必责之兼经，则犹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罢兼经，专试刑书，又所取比
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试《论语》、《孝经》大义，仍裁半额，注官
并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以闻。
左仆射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後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
先於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
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