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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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合格、政治可靠的人。
江泽民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对军队所知甚少。但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军队事务，争取军队的拥戴，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在提升军队高科技能力的同时，他削减军队数量；精简军队机构，提高作战能力，缩短反应时间；增强信息技术的实力，推动信息技术的普及；提拔更多掌握高科技的专业干部；建立广泛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但是，江最具胆识的决定当属他把军队从大量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军队的商业活动使军队偏离了重要的国防工作，也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江曾数百次视察部队，对普通战士怀备至，在国防大学发表讲话，提拔对党忠心耿耿的高级军官。
江还是一位文化方面的斗士。他常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说，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堡垒。他担心，如果西方文化吞噬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的完整性将面临威胁。因此，江告诫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要保持自己的活力、品格和独立性，不要让西方流俗淹没了自己。他鼓励学生要通晓中国文学、艺艺、音乐、历史和哲学。就像他是一个自豪的政治爱国者一样，江还是一个热心的文化爱国者。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江鼓励振兴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他本人也喜欢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演员和电影导演共度时光。在他看来，通过知识和文化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一项终身使命。
江热爱中国人民，他相信自己最懂得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他对人民的理想有自己的看法，并努力通过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理想、传统的道德观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来实现人民的理想。如果再融入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声誉，这可能是中国曾经制订出的最为广阔的未来远景。
江泽民为塑造中国作出了贡献，同样中国也塑造了江泽民：他在日本入侵中国和内战时期形成的爱国主义；他受家庭熏陶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热爱；他广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和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学生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受到的政治历练；他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凡经历；以及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所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和他们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江泽民受到了振兴中华和复兴民族文化这种思想的驱使，”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江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亲眼目睹了被压迫、受屈辱的中国所遭受的掠夺。事实上，他一直受到两大问题的困扰：第一，1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领先的技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如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二，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执政党最终都丧失了政权？这就是江为什么把自己的两个目标确定为振兴中华和实现党的现代化的原因。他相信，实现这两个目标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江非常痛心地意识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善于分析问题的江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不堪一击。他总结了3条原因：政治腐朽，经济落后，科技薄弱。在成为领导人后，他决心改变这3种局面。这就是至少在中国公众的眼里，江泽民似乎过于迁就美国利益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知道，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我们可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江作为国内改革家所持的立场。江的改革政策，是以推行其核心信仰为目标的一种手段，且与文化和道德观念相一致。因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因为改革是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生活、使国家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唯一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对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江泽民主席为什么支持古巴和朝鲜呢？古巴和朝鲜跟中国一样，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对江泽民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尽管政策失误引发了晚近的诸多困窘。从中国主席的地缘战略的实用政治理念出发，支持这两个国家加强了中国的外交独立性，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分散了针对中国关键利益的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而且中国不应抛弃老朋友，也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抛弃老朋友。最后一点，经过数十年的宣传之后，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古巴和朝鲜已不分你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自然地迁移到这些国家身上。
中国的批评者认为他在美国问题上立场软弱。美国的批评者则说他操纵中国舆论诋毁美国。他们谁也不了解他始终不变的品格——他曾在日军侵华期间和“文革”时期亲眼目睹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但仍对未来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江为使中国重新崛起成为经济、文化上的世界大国而竭尽全力。
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位和蔼可亲、想当教授的人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赢得人们的无限敬畏。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话一句顶一百句，江泽民的话一句就顶一句。”这句话或许意在贬江，但事实上却是在赞美他。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社会，不再仰仗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中国人对此应感到万分庆幸。
然而，江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已的印记并非易事；他没有简洁的豪言壮语可以用来塑造公众意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结束了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但江面对的是贯彻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
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头几年，有人称江为“风向标”。据批评家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随着最轻微的政治气流而改变方向”。所有政治家都必须容忍别人对自己的嘲笑，但这些讥讽被证明都是肤浅的。另外一种解释更加贴近事实：江的行动印证了他的核心信仰的坚定和政治上的精明。江具有“精明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得到各方接受”并“避开意识形态斗争”的天赋，表现出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事实证明，”李洁明说，“他是一个善于达成共识的人，一个善于左右局势的人。”
但1997年以后，也就是接替邓小平、香港回归、改革步伐加快以及访问美国之后，人们又是怎样称呼江泽民的呢？1998年特大洪水和禁止军队经商以后呢？1999年取缔“法轮功”、中国使馆被炸、加入世贸、台湾抛出“两国论”、“三讲”教育以后呢？2000年西部大开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申奥成功、“9·11”事件和反恐斗争以后呢？2002年江保持与新常委的密切关系，“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成为新一代“主要代表”之后呢？
经历了这些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后，人们对江泽民又有些什么样的称呼呢？批评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会对江泽民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论，但他们不会再用“风向标”之类来影射他了。
有时，江泽民说话幽默，喜欢当众引吭高歌，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每一点功绩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堪与毛和邓的功绩相提并论。泰伟斯教授说，江泽民“所处的执政环境比他的前任（毛和邓）要复杂得多，他不拥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权威”。泰伟斯指出“江的角色的复杂性”可以“用西方企业的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大企业各项工作的总经理……他（江）应被看作今日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即CEO，这样最合适不过了”。从结果来看，江独特的领导方式，以机敏的说服和审慎的行动见长，这正是处于探索时期又强烈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所必需的。
虽然有人经常批评他过于迁就美国利益，在争取中国的国际利益方面做得不够，但江泽民的宗旨在于制定一个连贯而恰如其分的对外政策，能够在确保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度过动荡时期，维护国家利益。他抵制美国制裁，抗击美国的压力，又与美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中国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两国之间的敌对政策压倒了明智审慎的外交政策，江泽民的处境很困难。华盛顿和北京的强硬派使江主席和美国总统的可供选择的策略十分有限。比如说，对台湾加大威胁，美国政界就会加大保台承诺的力度；美国政界批评中国侵害人权，中国领导人对其具体要求愈加不予理睬。（中美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使江的《60分钟》访谈节目更加大胆，也更加有用。）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江主席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妥协而危及国家利益。然而，他设法调整了对台方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对抗，转变为2004年的经济一体化。只要台湾不寻求“独立”，海峡两岸就能相安无事。
或许，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虽然江泽民身为13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但在内心里他还是一个率真的人。江爱家庭，爱祖国。他喜欢显示自己的身体技能，上大学时做引体向上，在夏威夷时下海游泳。他会大大方方地用各种不熟练的外语跟人交谈几句。他的行为会很好笑，他会发脾气，他也会挑剔自己的外表。他有毕生的私交，他向他们吐露心声，倾诉心中的失落，分享自己的快乐。在向他人展示自己孙子孙女的照片时，他会高兴地笑。
江喜欢美食，特别是扬州和上海的家常便饭，但他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体重。他喝酒适度，这一点与毛不同；他讨厌抽烟，这与烟不离手的邓完全相反。
在招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宴上，江邀请同他唱俄语歌曲。普京回答说：“体育方面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会唱歌。”江毫不介意，转而邀请普京夫人跳舞，让一些外交官惊得合不拢嘴。
的确，江热爱音乐，喜欢表演。没有比这更能让他身心放松的事了。然而，他还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领导人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好得多。江泽慧笑着说：“他一点都不像西方人在别的国家看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共产党领导人。”
有些人揣测说，这是江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自我膨胀使然。这种推测是错误的。正如一位部长所言，江“生性如此”。
另有人私下批评江事事都想当专家，从政治理论、经济分析到文学、诗歌、艺术、科学。但对江来说，其动力来自满足内心需要，而非渴望他人尊敬。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求知欲极强。
江总是以工程师的眼光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能设法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会做过于具体的指导或干涉。他会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也会因为他人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奖赏而嫉妒。他会改变观点，如对私营企业的看法。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
有时，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吟诵古诗，欣赏美妙的旋律，人生的奥秘也会令他神往。
继伍德罗·威尔逊之后，很难再列举出一位美国总统像江泽民这样真正热爱知识。无论是对物理学的着迷，还是对诗歌的热爱，江都堪称一位真正的知分子，没有任何伪饰。他醉心于中西方文化，为古典文学而感动，为数学的美妙而惊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享受思考哲学问题的乐趣，但一旦听说有朋友生病或身体不适，他会放下手头的任何急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