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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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微观经济政策资深顾问宋宁说，“当时还要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最初几年，确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出现这么多的难题，我们还不能真正体会江主席的智慧。因为他知识渊博，擅长达成共识，他没有犯过一次大的错误。把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执政党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江泽民本人则总是用一种哲人态度看待自己的任期和政绩。“在人的一生中，十三四年（从1989年起）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若有所思地说，“但也不算太短。至于我自己，我不敢说这些年里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我只能说我在脚踏实地地为党工作。我还能回想起刚来北京（1989年）时的情景，那时真的很难。但十四大（1992年）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　
　　　　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念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突破。“把这一观念摆上议事日程时，”江回忆说，“有些代表说我们应该只用‘市场’一词，没有必要加上‘社会主义’。我不同意。还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市场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既然马克思从没说过社会主义能够运用市场机制，我们就不应该那样做。这我也不同意。看看过去的10年，我们干得非常出色……”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我总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我读过很多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微积分还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因此，现在的边际效用概念还没有形成。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局限……”　
　　　　“社会科学中的变量要比工程学中多得多，”江说道，并表示这正是他晚年的兴趣所在，“因此，社会科学更加复杂。学得越多，我发现要学的东西就越多。至于政治问题，那就更加复杂了。”
　　　　“江主席宣布把‘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国策时，我非常高兴，”新成立的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所长宋健博士回忆说，“许多年来，中国很多一流的科学家都讨论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构想。现在我们的领导人相信我们的事业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江主席总是非常支持我们科学家，”宋继续说道，“他从来不干涉我们的工作，而且要求党和政府的其他干部也不得干涉。身为政治家的江主席告诉我说，纯科学研究‘不关我们的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江对我们的研究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
　　　　江不仅因为它有实用价值才支持科学，而且从本质上相信科学的方法论。用江的话说，一个“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提倡“科技创新”的社会，是不可能搞极权或继续保持极权的。
　　　　自1978年以来，20万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仅2002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就超过6万人）中有5万人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江泽民为这些人感到骄傲。江接见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时，鼓励他们无论是选择回国还是继续留在美国，都要好好工作，开明豁达的江说，不管他们选择哪一条道路，都能够为促进中美两国的友谊作出贡献。
　　　　虽然江排除了通过直接选举产生高层领导人的可能性，但他还是呼吁加大社会、学术和人员的开放程度。西方人对他所取得的成绩可能并不满意。传遍中国的手机短信是人民大众越来越有活力和越来越无所畏惧的表现之一。2003年春节的两周期间，发送手机短信达58亿条，是2002年同期的5倍。截至2003年底，发送的手机短信达到了2200亿条。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意见。这是中国人变得自由自在、无惧无畏的一个缩影。江当政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1989年以来，我每年都见到江主席，”经常来中国访问的亨利·基辛格博士说，　“他的自信心和地位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政府也反映他的观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明显，他更多的只是陈述众人的意见而已。江再三强调，他并非个人专权，而是代表中国的领导集体来施政。”
　　　　江泽民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的文明放在首位，当他发现19世纪的两条原则在21世纪行不通时，他明白必须加以改变。第一条是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专政理论。第二条是国家应当拥有一切生产资料。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观念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时代，不适合21世纪初的信息时代。今天知识产权和商业企业是国家的真正财富，而知识型工作者和企业创始人是经济的推动者。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新思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
　　　　江没有改变作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他扩充了“人民”的内涵。“人民”不再限于工人和农民，正如“三个代表”中的第三个代表所言，意指“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范畴涵盖了那些发现知识和创造财富的中国精英。
　　　　西方需要理解，江泽民为什么会以满腔热情，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过去搞革命的政党转变成一个现代执政党。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形成于青少年的后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信念不断得到加强，并与他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但是，当经济发展开始使那些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和共产主义的教条相背离时，江下决心要对党实施现代化改革。
　　　　对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江和他的同学来说，共产主义是拯救者，是打败卑鄙的日本侵略者和消灭可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群众运动。作为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少年，他们献身共产主义是从做地下工作开始，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开展公开工作。中国人民正是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前进、斗争，并最终在世界面前“站起来”的。“共产主义”——它的观念和理想——象征着中国复兴的力量源泉。那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终身都铭记着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幸福感，那是个人的信仰被集体的胜利证实后常有的一种愉悦感。
　　　　江泽民回忆说：“我读中学和大学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的年代。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我为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道路感到自豪和幸福。”
　　　　江泽民的信仰体系可以说是由4个层次构成的。最根本的一层有两大支柱：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底蕴。这对江来说是终身不变的，是一切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二层是经济发展，在现代世界里，这是增强国力和振兴文化的唯一途径。
　　　　第三层是党的领导。江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统一和前途，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弘扬文明和恢复自尊所必不可少的。
　　　　第四层是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如今已经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面目一新。
　　　　长期以来江泽民的这些核心信仰坚定不移。有些观察家可能以会为江在这个政策上有过摇摆，在那个立场上有过回避，于是就下结论说他不坚持原则，只跟随政治风向。这些人没有看清他的真实品格。他有时是会改变主意的，那是因为情况有所变化，或者有必要作一些妥协，也可能是他认识到自己以前做得不对，但促使他改变的根本原因往往都是同样的：那就是更好地体现他的一生不变的信仰。
　　　　无论何时，在江的内心爱国主义始终置于优先地位。谓予不信，请看香港。有人认为江承诺不干涉香港事务只是缓兵之计，只要世界各国稍不留神，北京就会在那里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有这样想法的人根本不了解江泽民主席这个人。他坚定支持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为了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而且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在那里运转得更好，而且如果香港繁荣了，中国也会繁荣起来。江是一个支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更一个是爱国者，既然他想要提高而不是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他就会非常严格地防止大陆各部委和官员干涉香港事务。
　　　　江泽民绝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是一个工程师，有着25年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经验。如果一家发电厂出现故障，他就必须修复它，用的不是理论，而是要现实地面对生锈的管道和爆裂的锅炉。因此，当事实证明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中，指令性经济和禁止私有制发展是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时，江必然会遵从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号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江用自己的话转述了邓的思想：“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江泽民而言，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找到维护党的权威的方法。他相信，党是团结和领导人民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党，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但是他也承认，有些思想已不再适用。他所面临的困难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来概括：“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前半句话是正确的，后半句则不然——其错误在于把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它的一些过去的经典说教混为一谈。）
　　　　江努力把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使之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他运用了各种概念，开展了教育运动，其中包括“精神文明”、“讲政治”、“三讲”以及最后的“三个代表”思想。
　　　　正如江泽民及其主要顾问设想的那样，江的思想融合了上述所有理论和表述，阐明了他完整的政治哲学。作为其精神财富的核心，江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要使这一思想成为党在21世纪的指导思想。
　　　　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代表”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三个“文明”是最终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手段。物质文明指的是经济财富，包括各种产品与服务。精神文明包括文化、道德、伦理、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政治文明则是最终达到某种民主的社会与法制体系。
　　　　江泽民认为，为了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便使党的指导思想跟上当前形势。他总结说，达到上述目标的方法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明确党的治国目标。对党内的要求是“三讲”，党内外的目标则是“三个代表”，江所展望的国家发展的近期目标是使中国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创造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生产力”。第一个“代表”是党振兴中国的首要目标，即建设“物质文明”。对江泽民而言，第一个“代表”体现在科学和技术创新之中。如此一来，党就能代表知识分子，并且党自身也会知识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科技界最先热情拥护并支持江的新理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他们早就该有的翻身日子。在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人曾蒙冤含垢。如今，时隔30年，他们成了中国新时期的先锋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作为一名胸怀崇高理想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年轻的江对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惩处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他眼里，他们本是建设中国的生力军。现在，作为同一个党的领导人，江总书记终于能颂扬和重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人才。
　　　　第二个“代表”，“先进文化”，把道德、文明同高尚的品格和先进的社会理念、共同的信仰以及所有的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它是共产党振兴中国的补充目标，涵盖“精神文明”的建设，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认为，在先进的文化中，崇尚科学必须蔚然成风。
　　　　先进文化还标志着对中国数千年灿烂文明与伟大成就感到满怀自豪。尽管共产党因为解放中国而得到赞扬，但也因为损害，有时甚至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而受到批评。例如，几十年来，儒家思想被作为“封建思想”受到批判。江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他力图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