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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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金大中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之情。江称这次会具有“历史意义”，并说中国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伊朗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美称伊朗是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宣布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障碍。尽管1997年后中国削减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但6月，伊朗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受到江主席的欢迎。哈塔米总统主要是为贸易而来，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恢复对伊军事援助项目。
6月，时值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百岁华诞之际，江给他发去了贺电并送去一束鲜花以示祝贺。张因为在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闻名于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内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64年前，年仅10岁的江泽民就曾以“西安事变”为题，写过（颂扬这一事变的）中学入学考试的文章。
江泽民称赞张学良“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陈水扁也给张老将军发去了贺信。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对江泽民来说，科学技术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而科技是加速中国全面发展，包军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年年初，江要求宋健博士对“由现代科学创造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史”进行简要概括。举个例子，量子理论是如何催生了激光、先进的医疗方法以及在天文学和宇宙学上令人震惊的突破的。在他其后的一些讲话中，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月，在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年会的闭幕式上，江泽民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科技方面跻身全球前10位国家之列。江说：“我们已经从中华文明的兴衰沉浮中学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江勉励中国科技界的领头人致力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江断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他也开始讲“三个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一段时期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论述。
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江主席有两项核心发展战略：第一是‘科教兴国’；第二是‘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江酝酿着科学创新。”在为一套科普读物撰写的言中，江鼓励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创新进程。他写道：“科教国，全社会都要参与。”
《科学》杂志把对江泽民的长篇专访刊登了出来，江视其为一项殊荣。该杂志是美国出版的科学方面的顶级专业杂志。该杂志还邀请江撰写一篇客座评论文章。对这位曾希望成为工程学教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被《科学》杂志以这种方式承认过。
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江写道，我们“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在6月份发表的专访中，江奏响了两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和中国对国际科学领域的贡献。在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兴衰和成就之后，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决不会在曾经有过的光荣上止步不前。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描述了基础性研究令人振奋的成就、互联网的前景与危害以及自己从政之前的理工科背景之后，江泽民以一种渴望的口吻结束了专访，他说：“我有点嫉妒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比我年轻。”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而江泽民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领导者的时间是有的。
但他仍然下定决心要赶上去，8月，他在北戴河海滨的疗养地接见了6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获得过诺贝尔奖。
曾培炎主任说：“在百忙之中，江主席仍不忘抽出时间接见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并同他们交朋友。他还注意到科技前沿问题并叮嘱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要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通常对于一个科学问题，他不仅仅会从质的一方面去了它，而且会从量化的角度加以很有深度的理解——我们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请专家来解答。”
即使如此，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解决了。他坦诚地说：“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件生活轶事的象征意义。江说：“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提拔更为年轻的干部到党和政府的主要位置上来。”
第24章 2000年7月－12月“是不是中国间谍？”
对俄罗斯，江泽民有一种强烈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那里留学；俄罗斯的文学也一直是他的挚爱。随着他的时代临近结束，他对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如何开始自己的新时代感到好奇。
7月18日，普京首度访华。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新领导人对由他的前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大力推进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是那么重视。数周以来，江的助手们都在准备将由两位元首签署的数项协议。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协议是双方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计划的共同谴责。中俄指责美国“企图在军事领域和安全领域谋求单方面的优势”，声明说美国这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行为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出现的积极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在对记者谈话时，普京和江泽民都小心翼翼，避免任何可能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计划建立一个反美联盟的暗示。江说，“我可以说，我与普京总统的会晤是一次关键的对话，既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又为未来揭开了新的篇章。”而普京则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他说：“他能用俄语交谈、唱歌，对俄罗斯的诗歌和历史了如指掌”。“我得说我感到很惊讶。由像他这样了解并喜爱俄罗斯的人领导今天的中国真是一件幸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而且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宣称，巩固和加深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和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产生”。“多极”这个词意味着世界上并不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协调一致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而不是要发展任何长期的联盟关系。从长远来说，江泽民知道如果要在亚太地区遏制美国的话，中国必须独自对抗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2000年9月初，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千年峰会，有150多位国家元首参加，这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领导人的聚会。江主席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简明扼要的讲话，把关注点放在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并在新时代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上。
除了参加盛大的集会，江泽民的此次出访还衍生出三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张照片、一次文化展以及一次引人注目的专访。一张照片是指一张公开发表的很有戏剧性的照片，对此，江解释说：“在峰会上，我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克林顿总统、普京总统、布莱尔首相以及希拉克总统到我下榻的酒店。我们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所有人的手都紧紧地扣在一起。一切都是即兴之作，而我当时恰巧站在所有人的中间。”
当有访客意味深长地向江暗示说，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时（即指“中国”在汉语中的含义，意为“中央王国”），他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地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
为了给这一刻增光添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提议在江出访期间，中国在纽约同时组织一次盛大的文化展，江批准了。赵随即组织了一场为期3周的展览，称为“中华文化美国行，2000”，内容包括民乐音乐会和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办的艺术、时装展。其间展出了280件由中国工艺大师制作的艺术和雕塑珍品，当然，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时装展，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和先锋派设计师所设计的各式时装。亭亭玉立的中国超级模特展示了令人目眩的现代服装，而大量精美绝伦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服装则展示了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风采。
江泽民写道：“通过这扇窗口，美国人民可以看到中国数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以及中国人民在祖先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所取得的成就。”
就连批评家们也称江此次的行程“计划得异乎寻常地出色”。但是还需要一件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事件。江泽民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他邀请因言辞尖刻而臭名远扬的记者麦克·华莱士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这让他的顾问们紧张不已。
节目开始时，江首先用英语回忆了1986年第一次和华莱士见面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上海市的市长。接着他用英语说道，“我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向美国人民转达我的美好祝愿”。
除了对人权问题和所谓的集权统治进行了一般性提问外，华莱士还挑了一些具体的、敏感的事情发问。在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问题上，江进行了巧妙的回旋，做到了既不引发美国公众的反感，也不和中国的国家政策相矛盾。
“你今天还认为美国是故意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吗？”华莱士问道。
江巧妙地避开了陷阱，他说：“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美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误炸’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同时，他暗示了自己的政府在事发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政府努力控制了国人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像许多美国人想像的那样去煽人民进行示威。“我们引导我们12亿人民的怒火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江泽民重复了一句在轰炸事件刚刚发生时他对克林顿总统说过的话，“这并不容易。”接着他很策略地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你表着美国人，而我代表着中国人。要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恐怕非常困难。”
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华莱士又进一步追问江泽民，是否同意一份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说法，气氛顿时升温了。
在首先表达了他希望增进“共同的友谊和理解”这一愿望之后，江说：“我不主张使用太刺耳的语言。”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因为江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
江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