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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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议给江主席的整个行程投下了阴影。
东京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提出除在联合声明中的正式书面“反省”外，小渊首相将在与江主席进行正式会谈时做一个分量更重的口头道歉。但中国外长唐家璇对江会不会接受这一折中方案仍无把握。他对日方同行说，江泽民“属于另一代人”。毕竟，日本的侵略对江的爱国情结的形成有关键作用。最后因为日方不能为其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与暴“道歉”，两国明显地都为此感到十分尴尬，但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挫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江泽民继续表示他在日本感到很开心。他也向天皇夫妇赠送了一对稀有的朱鹮。这种红羽鸟在世界上仅存137只。但是，在表面礼节性的平静下却酝酿着一种紧张气氛。在两个小时的首脑会谈中，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
剩下的访日行程进行得很顺利，在经济发展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道歉问上的争议还是造成重大影响。江泽民似乎在时时寻机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的重要性，他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国宴上，江都在告诫对方。他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拒绝了。劝阻江泽民“停止谈论历史”是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尝试的差事。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江泽民不会退却，他随时愿意面向未来，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把过去的问题妥善解决好。
在国内事务上，江同样面临着挑战。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冲击，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朱镕基预定的8％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8％，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成就了。据朱的估计，仅洪涝灾害一项就使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力保朱镕基，为他辩护。在会议闭幕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3篇有关江泽民提出“两个确保”的评论。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两个确保”顺利实现了。
1998年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年邓小平提出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现在正领导着这个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江在讲话中说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第22章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年的第一天，50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肖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共和党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导弹技术。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停。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