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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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晶”。
十五大闭幕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选定政治局和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党内知情人士称其为“党内民主”的一次“跃进”。
江在报告中呼吁团结，不过事情很明白：虽然他可以要求团结，但他却无法强求。高层官员的选举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的。此次还将举行颇具竞争性的无记名票。中央委员可以为政治局出除正式名单之外的6至7名候选人，然后由21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以相同的秘密程序在他们中间再选出常委会委员。
江泽民仍旧是第一号人物，其后是李鹏。朱镕基成为第三号人物。李瑞环还像以前一样为第四号人物。他们之后是胡锦涛，他正在被培养成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接下去是尉健行。最后一是李岚清，他经是李瑞环领导下的天津市副市长。新的排名有两个出缺，一个出人意外，另一个使人吃惊。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像他之前的邓小平那样，江泽正在计划一场和平的交接。如从前一样，稳定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
1997年5月，美国有新闻电视的记者陈梦兰在采访江主席时问道：“您早晨醒来后，心里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江回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我通常很晚才睡，在我的心目中，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从人权角度来，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对于一个没有面临和我们相同情况的国家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致富的目标。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学电机专业的，也学过高等数学，但我还是觉得这道题很难解。”
谈到他的作息，江说他习熬夜，“经常到半夜才睡觉……思考问题”。早晨他必须“为参加各种活动梳洗整装”，因此他“动作必须非常快”。
江告诉《时代》周刊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在这次采访中，江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一个关于江如何处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问题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春天。那次，他看到一个关于山东省400名小学生服用了劣质碘钙片中毒的报道，当晚即给卫生部的官员打了电话。江被告知是当地防疫站的副站长为牟取私利而出售了这些劣质药片。江非常生气，他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说：“决不能允许这些被金钱和物质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员为非作歹，对这些罪犯必须严惩不贷。”除了要依法处理之外，江还努力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这个故事确能反映中国媒体开始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江主席近50年的密友沈永言说：“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
沈笑着说：“他可能有点担心，如果我们聊的时间太长，我会要他帮忙办私事。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比如要看急诊什么的，他会尽力帮忙，但我不能替别人操心。很多人知道江和我关系很密切。有的朋友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比如遭遇到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遭受方政府不公正对待等，但我爱莫能助。”有时江在白天给沈打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沈永言说：“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所以我们也聊一些私人和家庭问题。难得有几次，和江谈及自己的私事。但有时，即使我听从他的建议，甚至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支持，还是有可能解决不了。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我知道一点：江泽民是我真正的朋友。”
1997年，江主席有一次给他的科学顾问宋健博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江刚刚看完宋博士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他对其中引用的一段话非常感兴趣。这是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此前一年他一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罗素写道：“全中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团结在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中，通过集体做出决定并迫使所有成员支持这些决定。”
江给宋博士打电话，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作《中国的问题》，宋博士安排将这些书送了过去。宋评论道：“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曾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全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国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闻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提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战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外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国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时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接着，经济恐慌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秩序。香港股市的总市值4天内缩水25％——这是从没有过的惨景——港币受到了投机商的冲击。中国领导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大陆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港币。有人说，“在维护和促进香港的繁荣方面，北京不如刚刚离开的英国人。”江主席可不想听到这样的指责。但是还有3天就要前往美国了，江还在准备着期待已久的各项计划。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