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李准:黄河东流去-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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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前言

　　当代文学史家常把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以前这个阶段称为“十七年文学”，这期间产生了《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和《林海雪原》等许多著名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当代长篇小说的第一次高潮，也是我国新文学取得很大开拓和进展的一个时期。事有巧合，从1981年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先驱茅盾先生遗愿设立茅盾文学奖到现在，正好又是一个“十七年”，又形成了长篇小说的第二个高潮。这“十七年”比前“十七年”更呈现了蓬勃发展、繁荣活跃的新局面，各种文学作品成倍增长，尤其突出的是长篇小说年产量几乎是以几何级数在递增，近年已猛增至七八百部，一年的出版量已是前“十七年”总数的三倍多，在艺术质量上也有显著的提高和突破，其具体标志和代表作品，就是已经举办了四届的茅盾文学奖的二十部获奖作品，和其他一些优秀力作。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目前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是为了推出和褒奖优秀的长篇创作，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高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为宗旨而设立的。评奖的主要原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向，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作品。茅盾文学奖每三、五年评选一次，1982年底公布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卫的春天》，古华的《美蓉镇》，共六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于1985年底揭晓，有三部作品获奖：李肇的《黄河东流去》，张沽的《沉重的翅膀》（修改本），和刘心武的《钟鼓楼》。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于1991年3月公布，正式获奖作品五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灭子》，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老将军肖克的《浴血罗霄》，和已故徐兴业教授的《金瓯缺》。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于1997年底揭晓，四部作品获此殊荣：王火的《战争和人》，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部），刘玉民的《骚动之秋》。这四届一共评出二十部获奖作品，是这个时期长篇创作的重要成果。
　　评奖是选择，是对一定时期众多作品的筛选。评奖更是倡导，它不仅是对过去创作的回顾，还是对今后创作的示范和鼓励。评奖又是小结，它不仅是选出几部获奖作品，还应反映出创作发展的态势和水平。真正有影响的文学大奖，应该反映出创作的最高水平，应该是文学战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任何奖项又都有自己宗冒所强调的重点和局限，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最公正最权威的奖项，也会遗漏某些优秀之作，或是存在其他问题。但是这几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精品力作，或是某个方面颇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品。
　　长篇小说以其能包容广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蕴，并可吸收多种文艺形式于自身，而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那么作为长篇小说中选拔出来的精品力作，更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艺发展的标志，并代表了文艺繁荣的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部艺术精品往往能教育几代人的成长，它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也要超过一般作品许多倍，所以获奖虽已过去，成就却惠及当今和未来。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贯重视长篇小说创作，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为了进一步落实1994年底江泽民同志关于繁荣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和少儿作品的指示，他们除积极组织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工作外，又筹划编辑出版这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想把原来好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的获奖作品汇总出版，意在整体地重视这批精品力作的风采，进一步扩大它们的社会影响，发挥它们思想教育和艺术借鉴的作用，读者也可以得到一套完整的获奖丛书得以长读和珍藏。这是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推动文艺全面繁荣的有效方式，也是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重建文学基础工程的重要举措。所以去年夏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青有为的编辑同志向我介绍他们的构想时，我就很钦佩和赞赏他们实施这项工程的远见卓识。出版社又因我曾参加茅盾文学奖一至四届的初选读书班，和三、四两届评委的工作，情况较为熟悉，邀我参加这项工作，我因力薄才疏怕不能胜任，建议唐达成同志主持。现在首先推出三部获奖作品：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这是写抗日战争到粉碎“四人帮”四十年来革命人民的生话和斗争的小说，它以时序颠倒的戏剧结构和心理小说的意识流手法，更给人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另一部是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它以抗日初期国民党为阻挡日寇进攻、竞炸开黄河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为背景，描绘了一幅中原农民生活的巨型历史画卷。还有一部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当前工业建设中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作品，它以尖锐的描写和激越的感情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赏。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理解作家作品，这次出版时除小说文本以外，我们

　　还组织了新写的评论文章，并附了作家的简介和创作谈，希望能对大家有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蔡葵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北京。

　　作家简介

　　李凖，蒙古族，1928年5月生于河南孟津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小学毕业后读过一年中学、一年私塾，受过一点诗书门第教育。青少年时期当过学徒和乡邮员，业余阅读书报自学文学。解放初当过银行职员和语文教师，1953年底发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受到文坛重视并成为专业作家。几十年来他深入生恬，创作了《李双双小传》和《耕耘记》等著名小说，并创作和改编了《老兵新传》和《牧马人》等电影剧本。他现在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序言

　　张光年
　　《黄河东流去》是新时期我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李擎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宝贵贡献。对于李凖同志艺术上的新成就，他的这部作品新近荣获茅盾文学奖，文学界同志们都很高兴。我谨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黄河东流去》写的是一九三八年（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造成黄泛区人民十年浩劫的悲惨遭遇；写的是河南灾民扶老携幼，仓皇西逃，在饥饿线上、死亡线上奋力挣扎的血泪史。多少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组成了这部难民小说。你以为它是苦涩涩，破烂烂，惨兮兮，引不起美的欣赏的乐趣吧？你猜错了。它是一部好看的书，引人人胜的书，写得漂亮的书。迄今重读时候，随手翻到其中某一部分，还是很感兴趣，吸引人再看下去。而且不少地方，仍有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力量。李凖的文笔是朴素的，浑厚的，虽也有几副笔墨交替使用，却看不出卖弄玄虚之处。他的这部五十多万宇的长篇，也不是没有败笔，没有结构上的可议之处。那么，它那吸引人、感动人的艺术魅力何在呢？
　　这是语言艺术的魅力，用精心挑选的话生生的人民语言描画人物的功力。从这本书里，随处可以读到一些多姿多彩、富于表现力的散文。作家以雄浑的笔力，写黄河景色的变化多端，令人神往；写三门峡行船之险恶，写浊浪排空吞没赤杨岗之猛烈，吓人听闻；写成群结队的流民大迁徙，写洛阳郊区、西安城下难民营的纷乱场面，都使人触目惊心。更重要的是，作家只要精选若干句最富于个性色彩的对话，通过两三个富于动作性和独特性的细节，就能够把一个个（全书可举出二十几个）独特的人物形神兼备地跃然于纸上。这是真功夫。不是对人民生活、人民语言十分熟悉，不是对文学语言认真钻研过的，无法收到这样良好的效果。
　　李凖的文学语言的吸引力，同他笔下的幽默感是分不开的。他的幽默感，一向表现于对待生活的开朗的、机智的、乐观的态度，包括乐观的自嘲成分。这种语言的幽默感，带有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而淘洗了那些过于生僻粗野的东西。可是在《黄河东流去》一书里，他的机智的幽默的笑声，却带有沉郁的、悲忿的音调。有如他在本书第四十五章描写李麦的歌声：“她唱歌的声音是忧郁的，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快乐的。她的歌子总带点解嘲的味道。”我们从长松买地、王跑赶驴这些十分精彩的章节中，不是随赴可以听到这种苦笑的歌声吗？这是带泪的笔，是深刻的幽默。也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显示出作家认识力和表觋力的深化。
　　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这十年浩劫的磨练，每一个中国作家思想上都体会到一种顿悟的境界。顿悟的内容和程度不尽相同，随后的趋向也不尽相同。有的人“顿悟’’之后，离开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同生活的趋向、时代的趋向越走越远，这是令人遗憾的。而李凖同志同我国大多数作家们一起，经过痛苦的思索，越发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发扬了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当前生动括泼的一场真与非真、美与非美、高与非高、新与非新的艺术上的自由竞赛中，经受住了生活实践的检验。作为一个对新文学有深厚感情的人，每读到这样的作品，我总是怀着赞佩的、感激的心情。
　　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这十年浩劫的磨练及随后的顿悟，淋浴者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光辉，再来处理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年黄泛区十年浩劫这一不堪回首的繁重题材，作家的立意就不同凡响了。李凖同志在本书卷首写道：《黄河东流去》“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果然，李凖笔下写到的李麦、海长松、徐秋斋、蓝五、王跑、老清、春义这七个农户、二十几个男女老少受难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但是他们（她们）按照生活逻辑、性格逻辑的发展历程，表现出各自的坚强生命力和互助互爱的优良品质。就像书中女强者李麦所说：“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得刚强地活下去！”正是这种经得住九蒸九晒的中国人民的刚强性格，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十年浩劫，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拨云雾而见青天！
　　《黄河东流去》写出了我国农民像黄河那样奔腾不息的生命力，也写出了像黄河泥沙那样来源悠久的、我国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但是，这位作家远不是“二重人格”论者；更不是一味欣赏并美化我们“国民性”的消极面，硬说这些消极面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是永世长存的“文化传统”！不！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李凖以爱护的同情的笔墨，写到农民的落后意识如何在大难中妨碍着他们迅速觉醒；随后也写到他们在受难与互助中如何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摆脱

　　着他们的精神负担。他写得好，写得真实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以其艺术的说服力，印证著作家从生活本身得到的深刻感受：“在他们身上闪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纯朴的感情”，“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见本书《开头的话》）”。我是理解并赞同李凖同志的上述感受和见解的。不久以前，我曾在一个郑重的场合，提出自己的热望：“丰满地塑造带着沉重历史负担、面对重重困难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写出无愧于中国人称号的中国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我不过是说说罢了。李辈同志却是说到做到了。
　　说到我们的国民性，有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人物身上，有各自不同的表现。虽然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却不是一半对一半。说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有优根也有劣根。只有那些牢牢扎进大地深处延伸滋长的坚强根干，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说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黄河、长江那样伟大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