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装女谍:一个真实的川岛芳子 作者:友子_2-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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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向前走！它的意志是远远大于人的意志的，当川岛芳子在残杀中国的抗日之士的时候，她想到了历史将记下她的不光彩吗？没有，她想的是为自己的“事业”又添上了一块重重的砝码。不过历史却不会顺着她的意愿走，而是把她的“事业”定性为滔天罪行。
孤独的复辟者（2）
有人说：“当幸福到来的时候，它如同四季的变化，那么自然而然地降临！”小时候，川岛芳子是一个格格，她的幸福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当长大后，她越由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就越发地感觉不到幸福，幸福越来越远了。幸福是可以追求的，但是幸福是不能不择手段获得的。她感到幸福时，她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的同胞挣扎在不幸的漩涡之中。她的心很硬很冷，恐怕已不能再感受幸福了。个人的幸福飞走了，国家民族的幸福更远了，上天赐给川岛芳子那么优异的秉赋，她却用它来建造自己的坟墓。悲乎哉！
历史上，虚构与假象起着夸张真相的作用。对川岛芳子生平有所了解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普通的人，好似不久前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一位研究川岛芳子的专家说：“根据川岛芳子的经历、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双重国籍的处世之道，我认为她是个受人利用而又命运悲惨的女性。应受鞭挞的不应是川岛芳子，而是利用她的军国主义者。”一个人，不管有多么的强大，都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粒细沙，只有融在滔滔江水中才能感受到他的力量。川岛芳子的传奇，是被“江水”的汹涌推演出来的，每个人看到的一个历史的影像都会为这个传奇增添色彩。
1979年，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录像前，川岛芳子唱蒙古歌曲的声音传进休息室。遥想故人已逝，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弥漫开来，小方八郎潸然泪下。这位川岛芳子的贴身秘书，和川岛芳子相伴半生的人声音颤抖地说：“她可是位可怜的女人！”然后向着远方，轻轻地叹了口气：“我清楚地知道川岛芳子身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仅作为一个女性，她是出色的，目前世界上也不多有这样杰出的能力的女性了。”
既不“安身”也不“立命”的间谍工作
特务工作是川岛芳子的终身事业，正是这一事业成就了她的“无尚威名”，也是这一事业让她走向了灭亡。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特务圈子复杂而凌乱。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境内的特务活动明显增加，各式女谍的人数急剧增多，并开始类型化：第一种是直接参加战斗的女情报人员。这类女间谍通常只是为了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才使用，毕竟培养一个谍报人员的成本要比培养一个士兵高很得多。在重要的战争中，使用这样的间谍往往会收到奇效。例如当时轰动一时的“女英雄”黄百器就是此类。
第二种是情妇类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通常都对相貌有较高要求，而且她们肩负的都是“深入虎穴”的“重大任务”，风险性很高，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获得很高的声望和丰厚的回报。例如当时活跃在南京、苏州、上海一带的一位神秘的美人蓝小姐就是此类。她通过和许多高官的暧昧关系获得了很多价值颇高的情报，但是最后由于身份暴露，被人残杀在野外。
第三种是女打字员和事务员身份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打入各级省、市、县政府机关，依靠自身职务获取情报，并发展下线。当时日本发展的一位“金太太”就成功打入直隶政府重要机关，潜伏多年而未被发现。
第四种是低层的女情报人员。她们通常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和各阶层人士接触，获取价值较低的信息，风险性也相对较小。这样的女谍出名较难，几乎都不为后人所知。
第五种是以旅馆商社服务员、家庭佣人等身份为掩护的女情报人员。这些人往往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据点，成为谍报的中转站。有一次，汪精卫等人在南京的一个宾馆开会，一名女谍就通过服务员之便在一台钢琴内放置窃听器，把会议内容全部记录下来，转给了国民党。
第六种是做辅助工作的女情报人员。她们主要充当联络员，这些人虽然没有眼花缭乱的业绩，但是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七种是担任宣传工作的女情报人员。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各种思想。
这些间谍的分类，并不说明一个间谍只能从事其中的一种工作，许多女谍其实是有多重工作身份的，而川岛芳子更是所有类型间谍的集大成者。多数女谍能做到的，她能做到；多数女谍不能做到的，她也能做到。她具有很大的开创能力，许多以前女谍没有涉足的领域都留下了她的踪迹；从前许多大事件很难有女谍的身影，而随着川岛芳子的出现，这种常规被打破了。川岛芳子的介入无疑为已经复杂万分的间谍场带来了许多变革，她的出现使英雄主义的行为方式成为众多同行者的效仿对象。川岛芳子在这一行业里“威名远播”，而在她的墓碑上也刻下了这个行业的名称，以鄙视和痛恨之名。她在间谍圈里蹈死冲锋，成为日本侵华集团借以杀害中国人的一把刀，而她自己也因间谍这个罪名被判死刑。
第二章 与群魔“共舞”
不归路上的“助推者”（1）
川岛浪速是对川岛芳子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是川岛芳子的义父，却不止是她的义父；他是川岛芳子的老师，却不止是她的老师；他是川岛芳子的战友，却不止是她的战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川岛芳子是川岛浪速的翻版，是一个女性版的川岛浪速。川岛芳子对实现理想的无尽冲动，对成功的不懈努力，都是从川岛浪速身上移植过来的。而因为川岛芳子的身份和性别特征，她完成了许多川岛浪速没法实现的壮举，比之自己这位关系复杂的义父、老师、战友、前辈，川岛芳子实现了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超越”！
川岛浪速，1865年12月7日生，日本长野县松本人士，藩士川岛良显的长子。其父亲是一名武士，喜好攻伐，并直接影响到了川岛浪速。他的名字“浪速”二字就是因为他出生时，父亲正在大阪参加战事，所以就以大阪的因缘地名“浪速”给他起了名字。年轻时的川岛浪速家境贫寒，终年穿着墨青色的分趾布袜、大木屐和麻布做出的男人大裙子，一家人靠吃白薯过活。寒酸的家境使他时常勉励自己早日出人头地，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
他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 ，成天谈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日本，下层的青年们可以向上爬的唯一阶梯也只是这样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国家忧患就是国土狭小，如何开拓疆土夺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是所有“有志青年”的热门话题，17岁的川岛浪速早早就认定，腐败无能的大清国是他施展才华，“为帝国攫取广袤土地”的终身角斗场。
1882年川岛浪速进入日本外国语学校专攻中文，为他“圆梦中国”做好先期准备。到1885年，依靠日军参谋部的资助，川岛浪速第一次踏上了他做梦都想征服的支那。在上海滩，川岛浪速进入“广业洋行”——一个日本军部谍报机关开设的秘密据点，在这里川岛浪速开始接触了作为一个优秀谍报人员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并与一二十名日后成为日本侵华先驱和支柱的“职员”饮酒纵歌，高谈阔论。这些人在川岛浪速今后的岁月里都成了莫逆之交，对于川岛芳子而言，这些人则是她日后在日本军政界建立广泛人脉，抬升自己身份的绝佳资源。
如果说不朽的志向是川岛浪速发达的内部特质的话，那么机遇就是将这些内部特质得以呈现的“金色出口”。川岛浪速刻意树立起来的爱国仁人志士的形象使他获得了很多人的赏识，这些赏识最后变成了机遇。
川岛浪速的地位和身份第一次得到快速提升，是因为他的婚姻。明治二十七年（1896年），29岁的川岛浪速娶了一个比他大四岁的松岗福子做自己的妻子。松岗福子是皇亲，她哥哥是九州的巨富、满铁株式会社的总裁松岗洋右，而松岗福子本人也是个很有才干的女人。川岛浪速评价她说：“她在当时的北京外交界是个闻名的红人，她所具有的天才外交手腕，甚至凌驾于我川岛之上”。对福子川岛浪速是很敬佩的，然而也仅仅止于此了，在这次联姻中，川岛浪速并没有获得任何爱情，他一如婚前那样四处奔走，混迹于风月场合，常常夜宿青楼。而松岗福子也根本不住在川岛的公馆里，除了娘家，她通常独自住在浅间温泉的黑姬山庄别墅里。但是在这次婚姻中川岛浪速收获了大把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他不再是那个为一张前往满洲的船票而发愁的穷酸小伙了，他开始享受有钱人的滋味，过上了上层人的生活。他可以在日本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接触高层，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川岛浪速这样的婚姻对川岛芳子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川岛浪速终年漂泊四方，松岗福子也不在家中，在松本诺大的宅院中，陪伴川岛芳子的只有仆人、马夫以及家庭教师本多松江。在这样的环境中，说川岛芳子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也好，说失去了家庭的关爱也好，总之她可以对自己的任何事情作主了，小小年纪便培养了超强的独立能力。在川岛芳子的一生中，这种从小被环境培养起来的不受羁绊、敢做敢为的品格陪着她由平寂到辉煌复又回归落寞。
不归路上的“助推者”（2）
第二次的机遇来自他与川岛芳子父亲肃亲王善耆的相识。当时川岛浪速是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名三等翻译来中国的，他在攻打紫禁城的时候展现了自己的雄辩口才和过人胆识，当时的英法联军军官都认为不攻陷紫禁城就不算真正的占领了北京，而川岛浪速则主张依靠和谈和平地进入紫禁城，最后他成功地说服了英法的军官们，并依靠他在北京的神武门城搂前的喊话，使八国联军不费一枪一炮就进入了紫禁城，同时紫禁城也由此避免了战火的洗礼。而这一切都被城楼上的善耆看在眼里，他认定这样的有胆有识之人，这次通过喊话就使北京城免受了炮火的洗礼，以后一样可以依靠他的才干为大清国出力，所以他在以后的时间里非常热情与川岛浪速交往。原来的肃王府在八大王府中是占地最多、最为豪华阔绰的一座官邸，但是八国联军的一阵激烈炮火将那座富丽堂皇的宅第化为了灰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善耆又见到了川岛浪速，当时川岛浪速是负责管辖处置那所房子的，在对善耆表达了礼节性的慰问后，善耆对自己官邸的毁坏仿佛没有丝毫的怜惜，反而对能有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异人”表现了溢于言表的惊喜。并称“本人一座私宅的损失，却取得了与阁下深交的机会”甚感高兴。
自那以后，两人的关系一日千里，善耆对川岛浪速赏识有加，给与了极大的信任和各种机会。身为民政部大臣的善耆，为了镇压民众和维持治安，任命川岛浪速为他创办的北京警务学堂的总监，还请川岛浪速为这所学堂引荐了不少日本教官。他们两人的关系在中国日益遭受日本侵略的态势下，却超越了国际关系的紧张而更加密切起来。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大谈政见主张，变得情投意合亲如手足。
1907年冬季的一天，善耆主动要求与川岛浪速结为兄弟。川岛浪速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从此两人正式结成了“忘爵之交”。川岛浪速的这位兄弟，日后带给了他巨大的荣耀和金钱利益。
通过与善耆的这层关系，川岛浪速的地位变得异常的显赫起来，仿佛成了左右大清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成了善耆的代表，开始与日本政府交涉起了复辟满清、重建满洲基业的事务。当日本政府对这位全权谈判代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