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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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有不止一种阶段论，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理论，还有更多的次要理论。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彼此不同。生命周期发展心理学实际上不是一种察看受试者的理论，它是一种方法，可以同时容纳和综合不同的理论。也许，它永远也不能超出这个范畴，如在本章多次说过的一样，发展心理学是如此广泛的一个领域，它可能需要一连串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总括一切的理论。

这并不是说要诋毁发展心理学，自然科学的王后物理学就有同样的限制。许多物理学家都相信，有一种理论可能解释物理学中的四种力（原子核里面的强力、约束某些粒子的弱力、电磁力和引力），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理论。或者，也许任何统一性的解释都会超出思维之眼的范围，就像无线电波是人眼本身所不能看见的一样。

当心理学还是哲学家们所考虑的问题时，各种理论看上去都能解释一切；当它成为一门科学时，已经很难构架总括一切的理论了。很明显，这个领域越是科学，人类能够设计一种无所不包的解释性心理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小，哪怕在心理学中最大的分支——发展心理学中亦是如此。

第十三章　　社会心理学家

无人之境

问：现代心理学中什么领域极为忙碌和高产而又没有明确的身份，甚至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

答：社会心理学。与其说它是一个领域，倒不如说它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片无人之境，它与社会学彼此重叠，还对好几种其它的社会科学造成影响。自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后，它的实践者们就开始对它究竟是什么产生意见分歧。心理学家以一种方式给它定义，社会学家以另一种方式给它定义（本书只关心社会心理学的心理学部分），而大多数教科书编者都提出一些模糊的定义，他们什么都说，什么也没说，希望把两种意见都综合进来，并覆盖这个领域整个的杂凑课题。举个例子：“（社会心理学是）对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个人和情境因素进行的科学研究。”

问题在于，社会心理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它不是从一个理论构造的种子上发展起来的（行为学派和格式塔学派却是），而是像一片杂草一样从社会科学的领域里蔓生出来。1965年，哈佛的罗杰·布朗在他著名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引言中说，他可以列出普遍认为是属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课题单子，可是，它们之间却看不出有任何共同特性：

我本人找不出可以清楚地把社会心理学的课题从保持为普通实验心理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或者语言学课题之内的一个特性或者数种特性的组合。当然，粗略地说，社会心理学关心一个人的精神过程（或行为），其范围是，这些过程或行为是由过去或者现在与他人的相互影响所致，可这只是粗略的说法，它不是一个可以排除其它什么东西的定义。

二十多年之后，在这本教科书的第二版里，布朗甚至没有费时间去说任何这类的话，一个定义都没有就直接开始。这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也照搬吧。作为对这个领域的初步探查，我们先来看看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例子：

一位本科生志愿者——把他叫做U．V吧——来到心理学大楼的实验室参加“视力感觉”实验。有6位志愿者已经在那里了。研究者们说，实验与区别线条的长度有关。在屋子的前面是一张写字板，上面有一根竖直的线条，好几英寸长（这是标准长度），右边的另一块板上有三根线条，编有1，2和3。志愿者要说出标有号码的线条中哪些线条跟标准线条一样长。U．V能很轻松地看出，第二条线符合标准长度，第一条和第三条都短些。其它志愿者也说了他们的选择，每个人到他说的时候都说第二根标准，如U．V的选择一样。实验者换了写字板，过程重复一遍，结果也类似。

可是，用下一个写字板的时候，第一位志愿者说“1号”，不过，在U．V看来，1号明显比标准线条长些。当其它一些人依次明确地说了同样的结果时，U．V越来越感到不安了。轮到他的时候，他感到局促不安，犹豫不决，神经紧张，困惑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他和其它处于同样情况的人最终说话的时候，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时间是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至少在一部分时间里，四分之三的人所说的答案不是自己看起来稍长些就是稍短些。

实际情况是，每次只有一个人——在本例中就是U．V——是真正的受试者；其它所谓的志愿者都是所罗门·阿什这位研究人员的助手，他要这些作为志愿者的助手们有时候故意作出错误的选择。在50年代早期进行的这次标准实验的目的，是要确定产生依从——即屈服于实际或者想象的压力而与本集团成员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倾向——的条件。如许多进一步的实验所证实，依从有许多的原因，其中有保持正确的欲望（如果其它人都同意，也许他们是对的），还有不被人看作喜欢唱反腔的人或者怪种的愿望。

两位学生志愿者，就日常文书杂事进行过讨论和实习后，按实验者的要求玩一种叫做“囚犯二难”的游戏。前提为：

两名嫌犯被扣留起来并分开羁押。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共同犯了一桩罪案，可他没有足够证据来起诉他们。他对两个人中的每个人说，如果没有一个人招认，则他会减轻对他们的判决，每个人判一年了事。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招认，而另一位没有招认，招认的一方会得到特别处理（只判半年）而另一方则会判最为严厉的刑罚，可能要判20年监禁。最后，如果两个人都招认，则他会请求宽大处理，各判8年监禁。

由于1号囚犯不能够与2号囚犯讨论一个方案，他只能想象一下各种可能性。如果他招认而2名不招认，则他（1号）只会判半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2号则会判20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坏结果。可是，1号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如果他和2号都招了，则每个人都会判8年。也许他最好还是不要招认。如果他不招，2号也不招，则每个人只判一年，不算太坏的结果。可是，假如他不招而2号招了——则2号就只判半年而他却会判非常可怕的20年。

很明显，理性思维不能够为两个囚犯得出最好的结果，除非他们彼此信任对方会作出对两个人都好的选择。如果两人之一因为害怕或者贪心而做出选择，则两个人都会失败。可是，除非两个人都确信另外一方会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在对两个人都好的基础上做选择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志愿者就来做选择，结果的数字可以根据条件和研究者的指令随便变。（为彼此的好处而努力只是有时候的结果。）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许多研究者都通过各种办法利用过“囚犯二难”，进行过信任、合作以及造成这些东西的条件和相反情况的研究。

一位大学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按很多家的门铃，自我介绍说是“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并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要求：允许在他家前院的草坪里放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小心驾驶”的字样（这个要求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从他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部分被一块巨大的标志牌挡住了，上面还写着书法很差的大字）。毫不奇怪，大多数居民都不同意。可有些人同意了。为什么他们会同意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请求。两个星期以前，另一位学生声称是“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工作者，他请求他们展示一块整整齐齐地写着“做个安全的驾驶员”的3平方英寸的标语牌，他们已经答应了这个无害的要求。事先没有被先前那个谦逊的要求软化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会对标语牌说行，那些先前同意展示3平方英寸标志牌的居民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同意。

这项实验是1966年做的，在许多探索登门法的实验中，这是第一项，这个办法对一些要别人出很少一部分钱，而后得到大笔回报的融资者们非常熟悉。可是，研究者们对融资或者安全驾驶没有兴趣，他们的目标在于研究这些劝说的方法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他们得出结论说，同意一个较小请求的人结果会把自己看成是有益于人而且有民生思想的人，而这个自我感觉使他们感到下次更愿意帮助，而这次的请求却大得多。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员工说，X先生有精神分裂症。他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人，来到医院的时候说自己幻听。他对入院精神病医生说，这些声音听不很清楚，可是，“就我所能分辨的，这些声音好像是说‘空的’，‘假的’和‘砰砰声’”。由于已经被接受住院了，他再也没有谈到这些声音，从那以后行为也很正常，可是，医院的员工还是说他有精神病。护士们还在他的卡片上记录了一个频繁的反常行为：“病人有写作行为。”他的好几个同室病友却不这么看。其中的一位说：“你没有疯。你是位记者或者是位教授。你是在检查医院的情况。”

这些病人的意见是对的，员工们错了。1973年进行的这项实验是要研究精神病院的员工与其病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位心理学教授和7名研究助手住进了东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医院，说自己有幻听的毛病。一旦住进去以后，他们就立即有正常行为。作为病人，他们公开地观察员工对病人的态度和行为，而如果他们被认出是研究人员，永远也就不会有机会直接目击这些情况了。在他们令人震惊的一些发现中有：

——精神病院员工一旦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对于这个病人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举动，他们要么就看不见，要么就错误地解释它。平均来说，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行为时间来放松他们自己。

——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员工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尽量少花时间。一般来说，他们会对病人的直接提问置之不理，抬着眼皮走开。

——员工们经常在工作或者彼此交谈时置病人于不顾，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身边。这些研究的高级作者大卫·罗森汉写道：“人格解体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假病人感觉到，他们是隐形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人注意的。”

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里，6位二年级男性学生坐在单间里，每个人都戴一对耳机。参与者甲通过他的耳机听到研究者说，等他倒数到底时，参与者甲和丁都要尽量大声地喊“啦！”还要保持几秒钟。第一轮过去后，甲听到说，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数完数后喊，下一次是全体6个人一起喊；如此下去。有一部分时间里，这些指令传给全部6位受试者，可也有的时候，这位或者那位会听到假指令。比如，参与者甲可能被告知，所有6个人都要喊叫，可是，事实上，其它几个人都被告知不要喊叫。为了掩盖实际发生的事情，所有6个人每次测验时在耳机上都听到的喊叫声都是事先录下来的喊叫声。（这个实验跟其它许多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一样，在现代通信设备开发出来之前简直无法想象。）

所有这些小骗局都有个严肃的目的：它是针对“社会性投机取巧”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社会性投机取巧”是指一个人在集体中倾向于不发挥最大能力，除非他所做的工作是别人承认和知道的。在本例中，其证据是每个人的喊叫被测量出来的力度（每个学生都单独装有一个微音器）。当一名学生相信他是和另外一名学之一起喊叫时，他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当他认为所有6个学生都一起喊叫时，他的平均力量输出就减少至独自喊叫时力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社会性投机取巧的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性投机取巧的影响有一个范围甚广、非常深刻的后果……（它）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这样的取样法，无论怎么变化都不能公平地处理社会心理学受试者的范围和研究方法，可是，也许这些样品可以让我们揣摸出这个领域是关于什么，或者至少不是关于什么的。它不关心一个人在严格意义上的大脑里实际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如像在卡特森式、詹姆斯式或者弗洛伊德式的研究中所进行的一样，它也不关心更大一些的社会学现象，如社会层次分析、社会组织和社会惯例。

它关心的是两者之间的任何事情，一个人因为别人所想或者所为而进行的任何思考或者产生的任何行为，或者说第一个人认为第二个人在想什么或者干什么。戈登·奥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