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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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个戏剧方面的计划。我可以从特别舞台监督或什么身份随娱乐报国团去一趟北非。这计划太令人激动了。可幸亏我没去，在我离开英国前两周，接到了马克斯的信，他说可能两三个星期后从北非回到空军部。
周末，我和罗莎琳德去威尔士玩，星期天夜里乘映车赶回来。战时，人们常常得在这种车厢里忍着刺骨的寒冷。我们终于到了汉普斯特德的火车站，这儿离我住的芳草路公寓不远。我手拎提箱和几条腌鲑鱼。到家后，又冷又乏。我点燃了煤气，把手提箱和大衣放下，开始煎鱼。这时，我听到屋外传来一种极特别的金属撞击声，心想会是什么声音呢？我到阳台上朝下看，从楼梯上走上来一个身背重负的人，身上的东西叮当作响。也许用白衣骑士来形容他很恰当。一个人背那么多东西简直不可思议。可是毫无疑问是他，我的丈夫。我立刻发现，担心他会变样是毫无根据的。他还是那个马克斯。他似乎昨天走的，又回到我身边。我俩又重逢了。
这时传来一股难闻的煎鱼味，我俩忙跑进屋。
“你吃些什么东西啊？”马克斯问道。
“腌鲑鱼，”我说，“你最好也吃一条。”这时四目相视。
“马克斯，”我说，“你体重增加不少啊！”“刚刚好，你自己也没瘦啊”“由于吃土豆的关系，”我说，“没肉吃的时候土豆和面包就吃得多。”
我们又团圆了，俩人分别后体重都增加了。似乎不可思议，应该恰恰相反才对。
“费赞沙漠应该是很熬人的。”我说。马克斯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那无所事事，只得坐在那吃油腻的饭莱，喝啤酒。
多么醉人的傍晚：吃着煎糊的鲑鱼，美极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十一章 垂暮之年
第十一章 垂暮之年
1
我写这一章的时候已是在一九六五年。而本章所写的是一九四五年的事。二十年了，可并不像过了二十年。战争的年代也恍如梦境，是一场社会中止前进的噩梦。一些年后，我总是说：“噢，五年前发生过什么什么事，”可是每次我都少说了五年。现在当我说几年前时．指的是许多年以前。
时光改变了我，正如改变其他上年纪的人一样。
我的生活随着对德战争的结束又开始了新的一页。尽管严格地说，对日战争还在继续，可这里的战事结束了。随之，人们开始医治战争创伤，把破碎的生活连缀起来。
马克斯休完假后，回到了空军部。我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生活尽管不像以前那样，但毕竟又开始了。和平的到来使人们松了一口气．可是和平的前途或任何其他事都尚无保障。我们为团聚而欣慰，不慌不忙地尝试性地开始了生活，看看我们究竟能使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的确也令人忧心忡忡。填写表格、签订合同、税收争议，弄不懂为什么一切都乱糟糟的。
到了这时，我才回过头来看看战时的收获，这才明白我这些年竞写下了难以置信的大量作品：我想这是因为没有社交活动来牵扯注意力，晚上不出门的缘故。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作品之外，我在战争初期还写了两本书。那时，我时刻准备在空袭中被炸死，因为在伦敦这种可能性很大。一本是为罗莎琳德写的，这本书先脱稿，书中人物包括赫尔克里·波洛；另一本是为马克斯创作的，书中出了马普尔小姐。这两本书写成之后，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了，它们都作为礼物正式交给了罗莎琳德和马克斯。
由于提高了税收额，我竞有些幸灾乐祸地想到不值得那么拼命地写了：一年写一本书足矣。一年创作两本书比一本书也多得不了多少钱，不过增加工作量而已。原有的那种动力自然不复存在了。如果有什么我自己想写的特殊事件，那又自当别论。
这时，英国广播公司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为玛丽女王安排的专题节目写一广播短剧。玛丽女王曾表示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我为她写点什么。我对此很感兴趣，构思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故事，写了个名为《三个瞎老鼠》的广播剧。就我所知，玛丽女王很欣赏。
这事似乎过去了，但是不久之后，有人建议我把它扩展成一篇短篇小说。《空幻之屋》一书已被我改编成剧本，并由彼得·桑德斯搬上舞台，一举成功。我自己也陶醉了，以至于进一步写些剧本。为什么不写剧本呢？那要比写书有趣得多。一年写一本书所得的稿费就够用了，于是我又沉浸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
我愈琢磨《三个瞎老鼠》就愈感到完全可以把这二十分钟的广播剧改编成一出三幕惊险剧。这需要加上几个人物，背景和情节都要丰富些，高潮之前也要有——个渐进的情节发展过程。我想，《捕鼠器》（这是《三只瞎老鼠》的演出剧本名）之所以比其他剧本高一筹，其中一个优势就在于它有故事梗概作为基础，因而显得有血有肉。
这个名字的由来，得感谢我的女婿安东尼·希克斯。我还未曾提到过安东尼，他当然不是什么故人往事，他至今仍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中没有他，我确实有些手足无措。他不仅是我所知道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还是个智力非凡又坎谐有趣的人。他点子很多。在餐桌上，他会突然提出个问题，使大家一下活跃起来，争先恐后地各抒己见。他曾学过梵文和藏文，还能颇有见地地谈论蝴蝶、稀有灌木、法律、集邮、鸟类、瓷器、古玩以及环境与气象等等。
《三个瞎老鼠》这个名字不能用，因为已经有了一部同名剧了。我们都绞尽脑汁地琢磨剧名。安东尼想到了《捕鼠器》，于是被采用了。我想他本应该也同样享有版权的，可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剧会久演不衰。
人们总问我《捕鼠器》成功的秘诀。除了现成的答案“运气”这两字之外，惟一的理由是这个剧适合大众口味：不论年龄大小，兴趣如何，人人都喜欢看。但是细细考虑一下，既不骄傲也不过谦地说，这部既幽默又有惊险味道的轻松剧构思很巧妙。故事层层展开，观众急于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却又猜不到下一步会怎么样。我想，尽管所有经久不衰的剧本部有这种趋势，仿佛剧中人或迟或早总在装假，可《捕鼠器》中的角色却仿佛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物。
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三个孩子被地方议会放置在一个农场后，因无人照管并受到虐待，其中一个孩子天折了。人们普遍认为另一个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男孩子长大会有强烈的报复情绪。我记得还有一件谋杀案，案犯多年来一直把儿时的怨恨深藏在心底，后来特意回来偿还宿愿。这些情节不是不可能的。
《捕鼠器》中的人物有：一位年轻姑娘，她诅咒生活，决意只为未来而活着；一个小伙子，他不愿面对生活而渴望母爱；还有一个小男孩，他幼稚地向伤害了简和他的年轻教师的残忍女子复仇。这一切在我眼里，在观众眼里，都是那么真实、自然。
迄今为止，这部剧已上演了十三年，演员阵容也几经更换。外交官剧场不得不把座倚和帐幕更换一新。听人说舞台布景也应换一换，原有的已破烂不堪。可仍场场座无虚席。
应该说，这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相信。为什么一部轻松娱人的剧会连续上演十三年之久？毫无疑问这是个奇迹。
那么其收入都落到谁手里呢？当然主要部分毫无例外地缴了税金。除此之外呢？我还把我许多部书和短篇小说的版权赠给了别人。短篇小说《避难所》连载权赠给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基金会，其它一些小说的版权也分别赠给了其他人。你只管伏案写作，而把作品版权转赠给他人．这要比信手给人开张支票或类似的什么更让人激动不己，而且更自然。可能有人会说这归根结底都是一回事。事实远非如此。有一本书的版权给了我丈夫的外甥。尽管这书是多年前出版的，但是直到现在它还能给他们带来收入。我把电影《原告的证人》的版权中我的那一份给了罗莎琳德。
2
有一次首场演出给我的印象极深，这就是《原告的证人》的首演。可以说，这是我惟一感到快慰的首演之夜。
首演之夜往往令人痛苦、令人难堪。作者应该出席观看首演，其原因之一是，可怜的演员们在全力以赴，一旦演出失败，剧作者不在场分担难堪是不公平的。我听人讲过，《不在犯罪现场》的首演就曾出现过意外事故。剧本要求管家和医生敲书房紧锁的门，随后把它撞开。可那天晚上，书房门不待人撞，也没等人去敲就自动打开了。扮作尸体的演员正在最后调整自己的姿势，这使整个剧场为之哗然。
去观看首场演出还有个理由，这就是好奇心。明知道不中自己的意，会倒自己的胃口，会看到全剧一场糊涂：念错台词，插科打浑，再加上忘掉台词，可你还是要去，要亲自去体验剧场效果。任何人的叙述都无济于事。好奇心将你带进剧场，浑身忽冷忽热地颤抖着，暗中祈祷上帝不要让人发现躲在剧场远排的作者。
《原告的证人》的首演之夜全然不同。这是我最得意的剧作之一。我几乎对这部剧得意忘形。我原来并没想创作这样一部剧，心里曾有些踌躇。是彼得·桑德斯敦促我动笔的，他很善于说服人。在他的影响和说服下，我阅读了多卷《著名审判案例》丛书，并请教了许多有关初级律师和高级律师的问题。后来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并且突然感到自己过得很快活，这是写作时出现的兴奋时刻。虽然这种兴奋时间不长，却使人有种被海浪冲向岸边的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它是进行观察想象的宝贵的时刻。这种观察不是以舞台为背景，而是用心灵去揣度。一切都表露无遗，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法庭，一个在我脑海中略有印象的真实的法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仁立在码头上的、神经质的、绝望的小伙子，那个不为她的恋人而为了君王毅然上证人席出庭作证的不可思议的女人。这是我写作速度最快的作品。我事先看完有关材料，仅用了两三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原告的证人》。
自然，这部剧作在情节发展上略有变化，而且我还得为那个精心设计的结尾不被改动坚持一番。没人喜欢这个结尾，女人更不赞赏它，谁都说这样结尾会毁了整个剧。他们都认为几年前写的这篇短篇小说原作的结尾更可信。可是短篇小说毕竟不同剧本，小说中没有法庭出现，没有审判谋杀案的情节。那只是关于一个被告和一个不可思议的证人的故事。我坚持我的意见。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因为我不总是信心十足，然而这一次我却充满了信心。
找坚持这种结尾，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宁可不让这个剧目公演。
我胜利了，演出也获得了成功。有的观众说这是一个骗局，是引入上钩，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它是合乎逻辑的。这种事是能够发生，也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在我看来，或许将来还会发生这种事，只不过可能没那么多的暴力。这种心理是存在的，而且，那不引入注意的事实根据明显地贯穿于全剧之中。
不管怎样，该剧首演那天晚上，我心情很好。我原以为会像往常那样忐忑不安。可帐幕一拉开，我立刻为之一振。在我的搬上舞台的所有剧作中，这部剧的演员最合我意：德里克·布卢姆菲尔德饰年轻的被告。由于不谙法律，我没有确切地想象过被告在法庭上的举止，可是被告被演得活灵活现。帕特里夏·杰塞尔饰最难演的角色。这部剧的成功与否几乎都取决于她，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女演员了。角色的确很难演，特别是在第一幕里，台词不大起作用，因为台词都是时断时续、含含糊彻的，完全靠眼睛的力量。她把这一切表演得完美无缺，真是一个严峻得不可思议的人。
为此我很高兴，听到观众鼓掌更是喜形于色。谢幕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悄悄走出剧院。在我寻找自己的轿车的几分钟，我被一群热情的人围住了，他们都是些普通观众。他们认出我后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说：“亲爱的，写得精彩极了。”“第一流的，没比的。”有人递过来我的手稿复制件，我愉快地给他们签了名。那种忸怩感和神经质第一次不见了。是的，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至今还为之骄傲和兴奋。
3
我的第三部在伦敦经久不衰的剧作是《蛛网》。这是特意为马格雷特·洛克伍德创作的。彼得·桑德斯约我去见她商谈这件事。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