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 樱桃版-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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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
然而，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无法忍受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双方来说，都有点儿偶然，不过却是相互的。不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彼得·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看出，“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彼得·彼特罗维奇，特别是近来，不知为什么，听他讲述的时候，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而最近，甚至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多少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不仅如此：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他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太糊涂，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我们顺带说一声，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特别是最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也就是，譬如说吧，如果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说，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公社”①；或者，譬如说吧，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不会干涉；或者，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等等，等等，对这一类的赞扬，他总是不予否认，而是默不作声。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按照自己的习惯，彼得·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不管是什么赞扬，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甚至鄙视的样子。彼得·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譬如说吧，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而且，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提醒他，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
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做什么？》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建立了集体经济。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一八三六—一八七八）在旗帜街（现在的“起义街”）上成立的旗帜公社。
小市民街（现在的“公民街”）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所住的房子不远。
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
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尽管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公社”，还对此大加发挥。彼得·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但是“富有人情味”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关于这个进步的、宣传性的话题，他是有话可谈的，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而且“无疑”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
“这个……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彼得·彼特罗维奇问，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了，她不是也请了您吗，我听见的。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全都花在酬客宴上。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惊讶：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还有酒呢！……还叫了几个人来——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详细地询问着，好像怀着什么目的，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怎么？您说，也邀请了我吗？”他突然抬起头来，补上一句。“什么时候邀请的？我记不得了。不过，我是不会去的。我去那里干什么？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遣孀，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作为一次性的补助。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亲手打过嘛。您问心有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嘿——嘿！”
“谁打过？打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脸红了。
“就是您嘛，您打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是吗！要知道，我听说了，昨天……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嘿——嘿——嘿！”
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
“这都是胡说和诽谤！”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一回事……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这是造谣！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我认为，人人都可以自卫。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这是原则。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
“嘿——嘿——嘿！”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
“您想惹我发火，是因为你自己让人给惹恼了，心里有气……而这是胡说八道，与妇女问题完全、完全无关！您理解得不对；我甚至认为，如果假定妇女在各方面，就连体力上也和男人一样（已经有人坚决这样主张了），那么可见，在这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当然，后来我考虑，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打架是不应该的，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在打架中寻求平等，当然是奇怪的。我并不是那么蠢……不过打架还是常有的事，……也就是说，以后不会有了，可是现在还有……呸！见鬼！跟您说话，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我不去参加酬客宴，倒不是因为有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不去，只不过是按原则办事，不助长像酬客宴这样的陋习，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也可以去看看，只不过是为了去嘲笑它……不过可惜，神甫不会来。不然我一定要去。”
“也就是说，坐在人家的酒席筵前，却蔑视它，同样也蔑视那些请您的人。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蔑视，而是抗议。我抱着有益的目的。我可以间接促进觉悟的提高，并作些宣传。人人都应该提高觉悟，进行宣传，也许，宣传得越激烈越好。我可以传播思想，播下种子……由这粒种子里就会长出事实来。我哪会侮辱他们呢？一开始他们是会见怪的，可是以后自己就会明白，我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您瞧，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曾经受人指责（现在她在公社里），因为她从家里出走……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时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她不愿生活在成见之中，不按宗教仪式结婚，就和人同居，似乎她这样对待父母，是太粗暴了，认为她本应怜惜他们，写得委婉一些。照我看，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需要委婉些，恰恰相反，这儿需要的是抗议。瓦莲茨跟丈夫在一起过了七年，丢下了两个孩子，写了封信，和丈夫一刀两断了，信上说：‘我认识到，和您在一起我不会幸福。您欺骗了我，向我隐瞒，通过公社这种形式，还存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您。不久前我从一个慷慨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已经委身于他，要和他一同创办公社。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正直的。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不要对我回去存什么希望，您已经太迟了。希望您幸福。’这一类的信就该像这样写才对！”
“这个杰列比耶娃，不就是您跟我说过，已经是第三次自由结婚的那个人吗？”
“如果认真的说，总共只有两次！即使是第四次，即使是第十五次，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当然就是现在了。我甚至幻想过好多次，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准会以自己的抗议让他们感到万分痛苦！我会故意让他们感到为难……这就是‘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人’，呸！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真的，可惜我什么人也没有！”
“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吗！嘿—嘿！好吧，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悉听尊便，”彼得·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不过请您告诉我：您认识死者的这个女儿，不是吗，就是那个那么瘦弱的姑娘！人们对她的议论全都是真的，是吗？”
“这有什么呢？照我看，也就是根据我个人的信念，这是女人的最正常的状态。为什么不是呢？也就是说distinZguons①。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这当然不完全正常，因为是被迫的，而在未来的社会里，却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那是自由的。就是现在，她也有权这样做，因为她受过苦，而这就是她的基金，也可以说是资本，她有充分权利支配的资本。当然，在未来的社会里，基金就不需要了；但是她的作用将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来，将受到合乎罗辑而且合理的制约。至于说到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在目前，我把她的行动看作对社会制度坚决而又具体的抗议，并为此深深地尊敬她；
就连看着她也觉得高兴！”
①法文，“我们要区别开来”之意。
“可人家告诉我，是您逼着她从这儿搬出去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甚至勃然大怒。
“这又是谣言！”他高声叫嚷。“根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样！这全都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时冤枉我，因为她什么也不懂！我根本没有俟机接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想要获得什么好处！我只不过是想提高她的觉悟，完全是无私的，竭力激发她的反抗精神……我需要的只是反抗，而且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也已经不能再住在这幢房子里了！”
“您是不是叫她去参加公社呢？”
“您总是讥笑我，可是笑得很不恰当，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一点来。您什么也不懂！公社里没有这样的角色。所以要成立公社，也就是为了让社会上不再有这种角色。在公社里，这样的角色将完全改变他现在的性质，在这里，这是愚蠢的，在那里，这就是聪明的，在这里，在现在的环境里，这是不正常的，在那里就变得完全正常了。一切取决于人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一切取决于环境，人本身却微不足道。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现在也是和睦相处，这足以向您证明，她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敌人，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欺侮她的人。对了！现在我竭力劝她参加公社，不过这个公社完全，完全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您干吗发笑！我们想建立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