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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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遍布九城的牌楼，曾经数以百计，是最具古都特征的建筑。一直到二十年代初，北京的街道牌楼还有３５座。民国十二年，北京开通有轨电车，因为电车要从东、西四牌楼下面通过，经果将原来的牌楼加高，把原来牌楼的木柱换成了钢筋水泥立柱。
牌楼是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样式。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装饰点缀了城市街道，衬托了建筑组群。在外国的唐人街，牌楼已成为华夏建筑文化的符号。
……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直面带微笑听着梁思成的讲述，这使梁思成倍受鼓舞。他极富诗意地向总理描绘帝王庙牌楼在太阳渐渐沉没西山时的美丽画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只是意味深长地吟诵了一句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在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一泻千里的浩大声势中，如浪花被巨浪吞没。
城墙派
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识到，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们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他们假设了这样美好的可能。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公园椅。夏季黄昏，可供十万人纳凉休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壮阔胸襟。还有城墙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３９．７５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他们用抒情般的语言来描述古老城墙的远景，宣传城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还用科学家的理性细细地算了一笔账，让数字说话，来驳斥那些认为拆下的旧城墙砖可以用于其他建设的看法，来证明拆毁城墙是多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做法：
城砖固然可以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及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２８节１８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８３年才能运完！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
林徽因和梁思成深知，城墙也好，城楼也好，一旦被拆毁，就永远也不能恢复了。他们恳请决策者从长计议，为国家为后代留下这珍贵的历史遗存。
然而，他们却被称为“城墙派”。主张毁墙的人中，也有建筑师，也有懂科学、会写文章的人。他们说，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为镇压农民起义而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锁链”，理应拆除。
梁思成反驳道：“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些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它们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性文物了。”
毁城论者又说，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梁思成说服道：“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用园林地带分隔大城市为小城区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充当现代大城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到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义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能再为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毁墙论者还说，城墙阻碍交通。
梁思成则说：“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无论梁思成、林徽因如何竭尽全力，毁城运动仍势不可挡地进行着。
保护团城
在布局严谨、街道笔直、主要建筑物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北海居于城市的心脏地带，那里水阔天旷，风景如画。
走过横跨北海和中海的金鳌玉虫东桥，琼华岛上的白塔与碧水林间的团城相呼应，缥缈幽静，美丽奇幻如仙境。
团城在当年是皇帝的观景台。登上团城，中海、北海、南海三海景色尽收眼底。这一景观已保持了数百年，可在北京城的改造重建中，一些人提出团城阻碍交通，力主拆除。
为了保护团城，梁思成又开始了新一轮苦口婆心的说服。
自古以来我国宫城建筑就有修筑高台的传统。如秦朝的鸿台、两汉时期的神明台、通天台、魏晋时期曹操的铜雀台，这些古代著名的台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北海的团城是全国尚存无几的台之一，它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
梁思成说服了苏联专家，说服了许多人，但负责城建的领导人还是坚持团城必拆。
一向谦和幽默、绅士风度十足的梁思成被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照你这么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
他拂袖而去，心急如焚，拉着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要求面见周恩来，因为郑振铎和他的意见一致。
周总理听后亲往团城查勘，觉得团城拆除确实太可惜。
要修的道路在这里拐了个弯，团城被保护了下来。
天安门南面东西两侧有三座城门，为了扩建天安门广场，决定拆除这三座城门。
在拆除之前，先召开了群众大会，由几百名人力车、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控诉三座门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群众大会列举了在三座门前发生的一件件交通事故，梁思成要保护城门，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建筑师的他怎能不知道，一切建筑都应以人为本，都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
但作为建筑史学家的他更知道，这些古建筑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活生生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活风貌，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功利考虑。这样珍贵的历史建筑怎么可以说拆就拆呢？
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向有关人士解释说：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正门的建筑构想处理上，自然给予了最充分的重视与强调。三座门的设置使得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起着陪衬天安门的作用。天安门建筑群和午门建筑群，给人精神上的威严、神圣、崇高感，比紫禁城内三大殿还要强烈。
这样的建筑艺术，无疑显示了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统一的艺术整体，是不应当有所破坏的。
问题被提交到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
反对拆城就开除党籍
在保护古代建筑、维护古都风貌的所有问题上，林徽因都是梁思成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当北京市人大代表为拆除三座城门开会表决时，她强支病体出席会议。她向与会代表耐心地说服道：交通问题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了交通而舍弃别的一切。她甚至以中南海怀仁堂的人行道为例说，每当怀仁堂开会时，进出的人很多，交通也会出现拥挤，但怀仁堂并没有因此而设计一排座位一行通道，整个怀仁堂也只有两行通道。交通问题可以想其他方法解决，而城门一旦拆除，就再也无法弥补。
林徽因虽然是人民代表，但她的呼声却没有得到响应，会议通过了拆除三座城门的决议。
他们难过极了。
林徽因绝望地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沧桑，在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抢救出来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梁思成痛苦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许多年过去后，梁思成还在为被拆除的三座城门而惋惜。
他深深地自责道：“三座门拆了我非常难受，实在是把一个宝贝给毁了，太难过了。但是我并非没有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如果我当时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就有可能把三座城门保存下来，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的确存在交通死人的问题，我不能不顾人民的死活。现在看来，城市既然可以重新规划，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不是也绕了一个小弯吗？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似的绕一个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了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
当然，这只是梁思成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
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他和林徽因想通想不通，无论他能否提出解决交通问题的更好的方法，他们的奔走和努力都是徒劳的。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北京市负责人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的就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共产党对党外知名人士还算客气，但梁思成听了心里已很不是滋味。他把这话告诉了徽因，二人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清华建筑系的一些青年学生、年轻教师———其中有的是党员教师———曾联名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写信，表示支持梁思成、林徽因保护古建筑的意见。
北京市领导见信后大怒，一天晚上，系里的党员全部被叫到市委，市领导质问他们：是跟着共产党走，还是跟着资产阶级学者梁思成走？是否要做梁思成的“卫道士”？问题提到了这样的政治高度，还能说什么呢？即使说了，又有什么作用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保护古老的北京和北京的古建筑所做的一切努力，更显得具有宿命般的悲剧色彩。
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毛泽东破土奠基，到１９５６年７月建成，经历了７年时间。
林徽因生前没有看到纪念碑的落成，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与这项工作紧密相联。
参与主持这项工作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建筑学家、工程专家、雕塑家、美术家、历史学家，因此，设计思想很长时间得不到统一。
有人主张以巨型雕塑体现英雄形象，有人主张建成欧洲古典的“纪念柱”或埃及的“方尖碑”样式，还有人主张建成一座“小天安门”：下面是大平台，平台上立碑，平台侧面开门，里面有展厅、展室及厕所等设施。
徽因和思成非常担心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感会被这样的一座建筑所破坏。
梁思成和林徽因收集了古今中外许多纪念性建筑的资料，反复比较、讨论，绘制了一张又一张草图。最后形成了他们自己比较满意的设计方案。
１９５２年夏，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碑身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对碑顶暂作保留；因为有人坚持要在碑顶上放置英雄群像雕塑，梁思成坚决不同意。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彭真市长拍板，碑顶采用梁思成的建议，建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顶”。同时决定放弃碑顶的雕塑，因为碑高４０米，上面放置群雕，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而且主题混淆，互相冲突。
当梁思成忙于纪念碑整体的设计时，林徽因则忙于纪念碑基座上的花圈、花环等雕饰图案的设计。
她对世界各地区的花草图案进行了反复对照、研究，描绘出成百上千种花卉的图案，有时是一朵花，有时是一片叶，还有灵感来时匆匆勾出的草图，就像一个乐句，几个音符。
枕畔、床头、书桌前、沙发旁，到处都是一沓沓图纸。
林徽音对自己的工作挑剔到了严苛的地步，连素以认真著称的梁思成也有些不忍。
梁思成拣起林徽因废弃在一边的大堆图纸看着，那些或细腻凝重、或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