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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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为马歇尔选定可以接受的座车和行车路线。马歇尔在华期间，〃迪克西使团〃人员通过无线电始终与重庆保持联系，以便随时让总统特使与司令部保持联系。他们也向陆军航空兵提供飞机在重庆和延安之间飞行的航行和天气数据。
马歇尔尝试着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这样使得〃迪克西使团〃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周恩来对马歇尔评价说：共产党人乐意同〃迪克西使团〃打交道，愿意向伊顿提交有关军队的清单，但是根本不愿意向国民政府下属的委员会提交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委员会可能把这个东西交给国民政府，而当时双方的敌意仍然存在。值得记住的是，当时称为延安联络组的〃迪克西使团〃，不是对北平军调执行部负责的战场工作组，它只是一个正在运转的联络组。
马歇尔将军在许多重要观点达成一致后，相信中国的双方抱有的真诚能够确保这些协议得到实施，将军才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并亲自向总统汇报中国的局势。他对转移剩余财产、航运及对华贷款问题特别着急。然而，他一离开中国，局势就开始恶化。各战场的指挥官不顾战场工作组的命令，工作组的中国成员认为自己是当地指挥官的代表，应该向当地负责，而不是向执行部负责。
3月16日，艾尔文·C。吉乐姆（AlvanC。Gillem）中将代表马歇尔将军，三边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备忘录，呼吁在执行部的监督下共产党的军队并入国民政府军。同时，伴随苏联军队的撤离，中国共产党人秣马厉兵，准备抢在国民政府军之前到达中国东北。他们继续这样做，拒绝国民政府占领这些领地，以前他们是同意让国民政府占领的。在马歇尔4月18日返回中国的时候，僵局已经完全形成，除非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将战后的军事安排、改组地方政权纳入谈判。
总之，尽管马歇尔最初在降低中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不再能够像赫尔利一样把中国的双方拉到一起了。马歇尔知道他是双方的靶子，双方都欺骗他，尽管他告诉包瑞德，他相信共产党人已经违背了许多规则。然而，蒋介石也对他很粗暴。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蒋委员长去了他在牯岭（Kuling）的清凉山别墅。任何时候马歇尔想见他，他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坐飞机到江边的机场，然后再坐轿子进山。
有时，马歇尔几乎被他所承担的巨大任务压垮。魏德迈报告说，马歇尔曾对他说，〃我准备解决这个倒霉的事情，你打算帮助我，我不想听到你不情愿的话〃。马歇尔访华期间，包瑞德作为他的军事随员，其任务之一是向马歇尔做简要汇报，包自认为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每个星期一的早晨，他都站在一张地图和一张图表前向马歇尔简要地汇报军事形势。将军坐着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从来不笑。如果包瑞德有错的地方，他会礼貌地但无情地指出来。
因此，我们总结道：马歇尔未能成功地把双方拉在一起不是因为缺少信息，而是因为他完全了解双方各自的长处和弱点。他从未与蒋和毛同时坐在一起，他不能依赖在延安或在华盛顿的某个人的估计和为他提供的信息。包瑞德相信马歇尔已经后退，给共产党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他想尽力把调停工作做得最好。这是一个不能被完成的任务。G…2认为国民党好对付，因为美国有能力切断他们的运输和物资，但是反动派控制了国民党，致使马歇尔为使双方联合所做的努力都成为不可能的。
第八章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
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他们只是口头接受战场工作组去调查，却没让他们看任何重要的东西。同时，他们把部队和物资移到了战略要地，准备袭击国民党。老练的共产党人想要制造经济骚乱，迫使国民党垮台。他们故意制造谎言，进行强烈的反美宣传，这一切尤其使马歇尔感到头疼。在降低中国内战方面，马歇尔最初享受了成功的喜悦，尽管他受偏见的局限，但他尽力做到公平。他反对任何支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但他或杜鲁门都逃脱不了冷战兴起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失败。在美国国内中国游说集团的坚持下，国会增加了对蒋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尽管杜鲁门指出国民政府是窃贼当道。
11月19日，周恩来乘美国飞机返回延安标志着谈判和讨论的结束。1947年1月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提名马歇尔为国务卿。于是，马歇尔对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坦诚的声明，同时抱怨〃真诚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屡次因为双方极端分子的缘故受挫〃。正如他看到的，〃挽救目前局势〃应由〃各党派优秀的开明人士〃担任领导，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采取实际步骤，实施中国新通过的*宪法。〃中国走向和平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几乎占上风的怀疑〃。
调停努力的终结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态度。马歇尔相信应该以同情的眼光对待中国。在尽量少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马歇尔也乐意采取行动帮助中国实现中国人民的愿望和美国的抱负。当然，大概没有美国插手的话，最终中国走了自己的路，似乎美国人从未介入过。
马歇尔刚离开，美国就决定结束三人委员会的联系，关闭北平的执行部。延安观察组在4月11日正式地结束了，几乎立刻重新命名为延安联络组。无线电台关闭了，两天后，它又开始工作，与上海战区司令部和北平的执行部继续保持经常性联络。接受过美军无线电程序训练的共产党人自己能操作无线电了，像自1945年以来有了无线电一样。因而，美国军事人员从延安撤走似乎没有严重地影响联络组的效率。1946年4月20日，杨照辉少校变成了联络组的最高指挥官。有一段时期，他和下士约翰逊·罗宾逊（JohnsonRobinson）是留在这个岗位的仅有的美国人。
上海的《晚报》和《水星》报道说：观察组的淡出是中国战区司令部计划于5月1日停止活动的自然结果。根据这篇文章，朱德于3月29日正式视察了观察组，第二天在共产党军队总部为即将离任的美国人举行了饯行晚宴。他们将七辆汽车、昂贵的无线电设备、衣物和为美国人建造的房子转交给了共产党，但是他们没有转交武器、弹药和照相器材。
因为杨照辉几乎没有人手了，共产党人给他特派了一队战士，告诉他继续指挥这个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只有杨照辉这个美国人指挥着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组。中国战士管理气象站，继续操作无线电台和发动机装置。然而，杨照辉强调不让他们接触美国国旗。
〃迪克西使团〃，4月13日以后改叫延安联络组，在业务和行政上被置于北平执行部下辖的军队改编组的管辖之下。联络组每天早晨6时30分和下午2时30分与北平执行部保持无线电联系。如果天气条件允许，送信的飞机每十天飞来一次，为这个岗位提供与外界惟一的联系。
当共产党人对美国所抱的支持和承认的期望减少后，共产党和〃迪克西使团〃的关系日趋紧张。从1946年5月开始，共产党人的反美宣传大量增加。然而，个人的关系依然友好，外出打猎，日常谈话，尤其是非政治方面的交谈，仍然像过去一样多。
在这一地区面临国民党军事活动增加的情况下，两个工作组继续合作。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件事，就是1946年4月的飞机失事。一架美国C…47飞机4月8日从重庆飞往延安，飞行30分钟后在西安北部飞行员被告知：延安的天气不适宜降落。飞机的无线电操作员收到这一消息，但是飞机继续飞往延安。大约12点，飞机要求1550千周的地勤信号。这是延安听到的他最后的话。第二天，三架飞机开始搜寻。共产党派遣骑兵团去陕西和山西两省人烟稀少的山区搜寻。
两天后，杨照辉从八路军司令部收到一个报告说：失踪飞机的遗骸在延安东北150公里处被发现，没有幸存者。因出事地点周围大约十公里有紧急降落带，所以4月17日开始把尸体空运到了延安。飞机上四个美国飞行员的尸体已毁坏得不能辨认，更不用说核实身份了。
在这次飞机失事中，几个重要的共产党人也遇难了，其中包括王若飞、前新四军军长叶挺、邓发和新华社的秦邦宪（又名博古）。为最后一名遇难者收殓遗体后，共产党人立刻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还专为美国人留出一个祭奠的地方。在有1万人参加的感人的葬礼之后，两架C…47飞机载着美国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飞往重庆。
1946年的整个春天，国民党对延安的空中袭扰不断，大多时候是进行侦察和拍摄照片。6月26日，一架带着国民党政府标志的B…24轰炸机，载着五名中国飞行人员和六名地勤人员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在机场降落。受过美式教育和训练的飞行员对共产党人说，他愿在延安避难，因为他反对内战。共产党人把他的飞机带到了附近的山谷，藏了起来。他们对杨照辉说：飞机将放在延安，他们不想用它。后来，当美国人检查飞机时，发现无线电设备、汽油和其他可分离的内部组件已经被拆走了。
第八章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
几天以后，国民党的两架P…40飞机侦察延安。后来，8月2日，国民党的七架P…47战斗机和一架B…25轰炸机也出现了。战斗机用机枪扫射了机场，发现了他们炸毁的B…24。B…25在城市上空转了三圈，第三圈时在距共产党司令部半公里的地方撂下11枚炸弹。共产党人声明，这个城市和他们的司令部成为轰炸袭击的目标。但是据杨照辉少校和8月1日参加延安联络组的詹姆斯·巴特勒少校说，三番五次的轰炸才使得共产党方面提出抗议。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军向安坪附近的共产党军队发起了进攻。月底前，几个军调处的战场工作组不得不撤离，实行持续停战的努力化为泡影。共产党开始退出工作组，进而缩小了实现和平的机会。国民党也退出了工作组，只剩下美国人成为无权的观察员。
美国代表华尔特·罗伯逊公开抗议国民政府代表蒋介石违反了休战协议。在7月23日给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抗议中，罗伯逊说，袭击、轰炸和侦察直接针对军人和平民。除非这些行动停止，罗伯逊害怕将来为工作组运送物资的飞机可能被击落。这将危及在延安的美国人的安全，所以需要有正确的空袭警报。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分不清轰炸机与运输机，这就要求北平执行部发送一个实用手册和一些照片过去，以便教他们辨认不同型号的飞机。
1947年1月，执行部的几乎所有活动都停止了。2月6日，执行部被解散。职能部门重命名为〃对华联络处〃。所有的美国人做好了立即撤退的准备。作为给共产党的最后一次服务，执行部把曾经用做确认执行部战场工作组成员身份的官方文件赠送给了延安图书馆。北平执行部还不断收到美国人从延安收集的共产党宣传材料的复印件。
当使团准备关闭时，形形色色的新闻记者继续访问延安。他们一见到延安的任何美国人总是问这问那。美联社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读者文摘》的弗雷达·阿特利、同为美联社的约翰·罗德里克、《纽约时报》的提尔曼·都丁（TillmanDurdin）、法新社的朱利斯·乔森（JulesJoelson）和来自太平洋关系学院的路易斯·罗星格（LouisRosinger），他们是这一时期来延安的记者。当国民党炸毁B…24飞机的时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好在延安。她写了一篇文章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了她〃听到〃和〃看到〃的。事实上，她既没有看到袭击也没有听到轰炸，目击者是杨照辉，他从气象塔上目击并拍摄了这个事故的照片。
英国作家罗伯特·潘恩（RobertPayne）于1946年6月来到延安。他参观了延安大学。在返回的路上，他的司机把车开下了悬崖，正好落在悬崖向外突起的部分。吉普车不偏不倚地坠落在恰似悬崖〃鼻子〃的部位。如果汽车掉到悬崖底下，潘恩和他的司机将被摔死或者受重伤，但是中途他们掉在了悬崖的斜坡上，吉普车钻进了一个猪圈，撞死了两头猪，汽车严重受损，但是潘恩和司机只是受了皮肉之苦。另一次，翻了一辆卡车。两次车祸都是因为司机缺乏控制军用车的经验所致，观察组遇到严重的运输问题，因为1946年4月大多数成员撤走时把卡车、无线电、发电机都给了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