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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

杜月笙-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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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杜月笙和绝大多数工人,都是从无法生存的农村社会,投入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冶炉,他们经过相仿的磨炼过程,挨过白眼,吃过苦头,在黄浦滩的烂泥地上打过滚,因此,杜月笙了解工人的心情,同情工人的遭遇,他说工人们能懂、能感动、能听得进的话,做工人们所求、所向望、所迫切需要的事,因此,他的一言一行全能投合工人的心理,受到他们的欢迎。杜月笙不要组织,无须干部,他和工人们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如水乳交融,迹不可分。
  对待工人,杜月笙无需哗众取宠,阿谀讨好,他的善行义举不胫而走,传播宣扬,别人对他的中伤诬蔑,工人们会自动的加以反驳。当杜月笙自掏腰包解决工潮,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实际情形渐渐公开,资方有人恶意的把这个「秘密」传给工人们听,工人们的答复却竟是反骂他们一顿:
  「蜡烛!三个月的遣散费老早点拿出来,大家还要谢一声呢!非要讨价还价,弄僵了,等到杜先生一拍胸脯立刻打支票垫付,这才不好意思暗底下送回去,敬酒不吃吃罚酒!阿有面皮讲啊?」
  杜月笙对工人同情体贴,关怀备至,替他们出钱出力,了无吝色,反过来他待资方的老板,其实也是尽量协助,并不后人,至少在他所表现的言词态度上,他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不论资方有没有吃亏,闹得不可开交的工潮,不可否认,仍还适杜月笙出面解决的。或许有若干资方老板对杜先生不满,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人把不满的话说出口来,诚然杜月笙叫他们多出了一点钱,然而这钱他们出得起,尤其,杜月笙从不曾叫谁还钱过,付还杜月笙的垫款,多一半是他们自己良心不安。
  于是,藉由任何工潮,一经杜月笙之手,立可迎刃而解的这点声望,使全上海的工商业者,没人敢于、愿于、肯于冒犯他,开罪他,或竟是杯葛他;相反的,为了往后的方便,向望接近这位大力人士,强大奥援者,倒是大有人在。
  获得如此有利的条件,杜月笙开始在工商业者之间,广泛的结交朋友,物色人才。
  在物色人才方面,他的注意力集中于青年新进的工商业界人士,他们或则本身已有相当的事业基础,或则具有卓越的才华,以及远大的前程,只要是合乎这两个条件,杜月笙无不虚怀若谷,倾心结交,务必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门下。在前后两三年时间里,后来殚智竭虑,为杜月笙建立其庞大的金融工商事业,并且为之负责主持的杜门重要干部,纷纷被他延揽入门。譬如银行世家子,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的哲嗣傅品圭,就因为杜月笙帮过他父亲大忙,不久又解决了他们父子间的产业纠纷,两代蒙惠,因而感恩图报,为杜月笙掌理他的银库──汇银行;又如富商子弟:「吃不完,用不穷」的徐懋棠,以及青年有为,精明干练的洪雁宾、张颂椒、蔡福堂、蔡润生等人,都是极一时之选的人才,民国二十一年恒社成立,他们都是发起人之一。
  
        插足金融煞费苦心
  当年,上海银行之多,密若繁星,国家银行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外国银行有英国的汇丰、渣打、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台湾、又有所谓「小四行」:国货、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南三行」:浙江实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北四行」: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再加上各省的省银行、地方银行,以及最盛时期多达五百余家的民营小银行,林林总总,遍地皆是,真所谓漪欤盛哉。
  杜月笙有广泛的人事关系,有强固的政治背景,有兜得转的手段,也有向工商业进军的壮志雄心,可是,他当时只有一个事业:国民银行。这个银行气派一点不大,规模实在太小,当年五十万的资本额,实际只收足了廿五万,不但此也,十八九年之交,还被经理田鸿年大炒其金,赔了好几十万,险险乎闹到关门。
  所以,在民国十九年的时候,杜月笙的「智囊团」,便向杜月笙建议,在着手建立工商事业之前,一定要设法再开一片像模样的银行然后再利用这片银行为立足点,打进在全国金融界具有极重要地位的上海市银行公会,使此一举足轻重的人民团体,也纳入杜月笙的掌握。
  在当时,乍听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目空一切的大计划,不是令人为之咋舌,便是人骂声「阿要发疯」?然而,杜月笙一向是魄力奇大,而且极有耐心的,他立刻首肯了这个「疯狂」计划,同时,和他的智囊团频频密议,商订了极机密的进行方针和步骤。
  他打出去一两张王牌,同为杜氏「智囊团」要角的杨志雄和杨管北,请他们好整以暇,优哉优游,每天到银行公会附设的餐厅,去吃一顿中饭。
  银行公会附设餐厅,是银行巨子,金融业者碰头连络,商量事情,交换情报,和──交朋友的场所。杜月笙请二杨去做什么呢?通常是结交朋友,搜集情报,倘若发现哪一定「同业」发生了困难,他们应该迅速寻求困难的症结,解决的途径,赶快通知杜月笙,让他「获此荣幸」,加以援手。
  杨志雄和杨管北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二位经常到银行公会吃午饭,前后足有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漫长餐会之中,以他们特殊的身份,超然的地位,动人的词令和卓越的交际手腕,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巨子和金融领袖,都成了跟他们无话不谈的朋友。
  以无比的热诚,和渴切的盼望,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争取「结交」和「服务」的机会。
  国人自设银行,应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中国通商银行系盛宣怀创办,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十月初八开业(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因此,从前中国通商银行登广告,必定加上一句「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那到是一点都不吹牛。
  但是中国通商银行请外国经理,在结构上又是「官商合办」,所谓「商」,也是显赫如盛宫保(宣怀)者流的「亦官亦商」,即挽近之谓「官僚资本」。满清末年,老百姓怕洋人狠,更怕做官的靠不住,白花花的银两不敢往这种半官半商,洋人当家的银行里存,所以这片「中国第一家银行」,开张之后生意并不好。
  早期「中国通商」最大的功劳,是促使工商人士了解银行的重要,于是由旅沪宁波钜商「阿德哥」虞洽卿(和德)发起,邀同「阿拉宁波同乡」袁鏖、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章、周晋镳、陈熏、连他自己一共是十个人,募集资本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开了片纯粹商营的四明银行,就在同一年里,又由宁波、绍兴两地的旅沪工商巨子,集资另设一片「浙江兴业银行」,因此,四明和浙江兴业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两家商业银行。
  由于四明和浙江兴业开风气之先,而且经营得法,获利倍蓗,引起民元以后的一股银行热,有铜钿人纷纷投资于开银行,当年开银行便有权利发钞票,发钞票规定应有六成现金准备和四成保证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可以贷放生息,六成现金准备也不过在检查的时候摆好来看看而已,于是五六十年前开银行,利润要比现在好得多,宜乎银行之设多如两后春笋,盛况历久不衰。
  宁波、绍兴都在浙江省,中间只隔一片四明山,两邑人士开银行也是开风气之先一般人乃将宁波、绍兴同乡所开的银行称之为宁绍帮;而将后起之秀如陈光甫、唐寿民、胡笔江
等所开设的一系列银行称为镇江帮自民国开元到大陆沦陷,宁绍帮和镇江帮分庭抗礼,炙手可热,向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对于我国财政经济之影响,无比重大。
  民国二十四年,官办银行为了顺利实施中央颁定的法币政策,对于拥有发行权的银行,亟欲加以控制,他们采行的方法是施予严格考验,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斥资,秘密收集若干银行发行的钞票,收集到相当的数额,骤然之间前往兑取现金,多一半的银行措手不及,兑不出来,于是财政部因为他们准备不符规定,立即检查,检查出了毛病,照说应该勒令停业清理,不过官方为维持金融起见,临时加入官股,指派董事或董事长,将这一片银行纳入正轨。
  当时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中央、中国、农民是国家资本,中国和交通官股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百分之五十,交通百分之六十),农商银行是由实业部主持复业的,农工则由党国元老石曾任董事长,发行钞票有限,除去了这六家以后,有问题的便只剩了四明、浙江兴业、中国实业、中国通商、中国垦业、中南六家而已。        
  银行界圣人徐新六  经过这次严格的考验,大家拭目以观最后结果,由商而官的是中国通商(迄廿三年底发行额三、四三○万元)、中国实业(同期,三、三六五万元)、中国垦业(同期,七○八万元)、四明(一、八三一万元),屹立不动,安如盘石的为中南(同期四、○二五万元),和浙江兴业(九二五万元)。
  消息传出,令金融界人士大出意外,中南银行因为集合了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北四行」的全部实力,组成四行准备库为后盾,其「泰山石敢当」之势是理所必然,浙江兴业凭什么驾乎四明之上,竟能经得起这一次大风浪?
  如所周知,宁波同乡是很团结的,在上海工商界的势力也最大,从民元到民八,由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影响,四明银行也曾几次发生挤兑的风潮。可是,只要四明银行一旦挤兑了,「阿拉同乡人」便群策群力,全面出动,所有宁波人开的商店,在顷刻之间全成了四明银行的办事处,他们义务代兑,掏出自己的银元,换取四明银行的钞票。宁波藉的店员或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银行门口排队,他们会尽出自己的积蓄,跑去找不相识的挤兑者说:
  「要兑四明银行的钞票?喏,阿拉跟你掉银洋!」
  但是民国二十四年四明银行毕竟加入了官股,而把中国第一家商营银行的金字招牌,拱手送给浙江兴业。
  许多人争着打听浙江兴业究竟有什么苗头?打听的结果是,四明银行有一位顶能干的总经理──徐新六在他主持之下的浙江兴业银行,基础稳固,发行审慎,财务和帐务,全部无懈可击。从此,徐新六在中国金融界声名大噪,成为银行界首屈一指的「新派人物」。
  徐新六出身世家,风度翩翩而学验俱丰,他曾留学英美,得过博士学位,广泛研究财政金融和经济,论识见和学问,上海银行家中又数他为第一,以是无分老派或新派,对他不是尊敬,便是崇拜。
  不但如此,徐新六更素以私生活严肃著名于时,吃喝嫖赌,讨姨太太,彷佛永远和他无缘,在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大上海,一个家财百万,酬酢繁剧的银行家,能够长时期的保持「清白」,实在是很不容易,故所以,银行界给他上一个尊号,──叫他「圣人。
  以徐新六的出身、教育、职业跟性情,他和杜月笙之流,应该是泾渭分明,扞格不入,说什么也难以攀得上交情。然而不然,徐新六居然和杜月笙建立了极亲密的友谊,甚至可以这么说:杜月笙是徐新六的生平唯一知己。
  时间大概是在民十九、二十年之交,藉由一次偶然的邂逅,杜月笙和徐新六碰了头,一度接谈,杜月笙竟使徐新六为之心折,此后他又听说了不少有关杜月笙的事迹,于是,他开始为之揄扬:
  「英雄不论出身低,诚然诚然!譬如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简直不能想象,白相人地界里竟然也会出杜先生这样的人物?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徐新六的揄扬推重,在银行界里自有其相当的份量。──当然同时也还有不少的银行界知名之士,在对杜月笙颇有好评。
  徐新六对于杜月笙的揄扬,并非溢美,他是发自腑肺。民国二十二年夏季,杜月笙照例上浙江杭州西北的莫千山避暑,正好徐新六也在山中,山风习习,长日漫漫,杜徐二人正好趁此次机会,尽兴长谈。一日,徐新六这位公认的圣人,忽然对杜月笙说:
  「我有一件心腹之事,舍杜先生而外,无人可托。」
  杜月笙答以:我在洗耳恭听。
  于是徐新六向杜月笙承认,人世间事,以男女之情最难捉摸,即如圣人,也难免太上忘情,他说他除了正室妻子之外,在外头还有一位簉室,如今早己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徐新六的二太太,为他生了两儿一女。
  这话如果不是出诸徐新六之口,杜月笙绝难相信,因为,──接下来徐新六便坦然的说他的保密工夫做得天衣无缝,妻子儿女,家人戚友,除开他自己,简直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要托杜月笙做什么呢?徐新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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