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帝国-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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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忽必烈的两次出征日本,日本国内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进攻日本时还曾经遭到了以“神风”命名的特攻队的死亡攻击,可见神风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到底是不是“神风”的力量让日本两次逃离了死亡边缘呢?先看看战争的经过再加以分析吧。
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此时的日军处于不利的形势,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200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当台风乍起之时,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似乎又找回了当年惩罚花剌子模的气势。
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忻都等率蒙古、高丽及汉军4万人,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 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
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
两个月之后,即8月15至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公元1283年年初,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引起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公元1285年,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后因部分大臣反对,忽必烈才不得不于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此后,元朝虽然还有过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能实现。
表面上看,这两次西征的失败都是与日本人所敬仰的“神风”有关,而且,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努力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
另外,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板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从当时另一个细节也可以推断出,船只质量的不过关。忽必烈由于想要迅速征战,所以让当时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要的船只。在忽必烈强压之下,这个任务要想完成实属难事。结果,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七章 不仅跨稳战马更要握紧锄头
马背上的民族是对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形容。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马背上可以解决的。在大汗带领蒙古军横扫天下的时候,马背政策是蒙古军制胜的法宝。然而当硝烟渐渐散去,马儿渐渐放慢脚步,需要考虑的就应该是下马之后的事情了。那只有锄头才是治国安天下的硬道理。在消灭了金国之后,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拿起了锄头,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设司,由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元朝经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
元朝首先加强的就是要对荒地的开垦,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对于元朝建国后的巩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120余所,垦田面积约在20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更需要相应的水利建设。元朝初年,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农田开垦上花了大力气外,还在种植的内容上作了细致的研究。木棉的推广就是成功的典范。木棉的种植在元代江南一带被推广的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10万匹。桑哥败后,罢废6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余万。
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赋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桢《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个重农政策就是关注耕作技术的交流。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渐致富庶。云南爨、僰等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
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园农艺等大力发展的天堂。而江南农民则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这为元朝的农业带来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跃的农业活动的基础上,关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成果也是不容忽视的。1273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汇编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37卷(现存36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而《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全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馋,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馋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馋,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没有超越王祯的。
第八章 空前活跃的经贸往来
由于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