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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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广告、消息之类的东西，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出现在1921年，从《影戏丛报》到《影戏杂志》，理论性的文章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到了1924年，随着《影戏学》的出版和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创办，中国电影的理论研究已初具规模。
电影大历史：理论是可以常青的
说到电影理论，不得不提到过去20年间曾经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一本书：《电影语言的语法》。这本书的译者周传基先生不止一次表示后悔翻译了这本书，不是说这本书不好，它对新时期电影产生的影响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但它后来被一些拍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当作圣经，一看到电影首先就从语法上去考虑问题，终于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电影发展的一种阻碍。理论的力量就是如此巨大，《电影语言的语法》是那一代电影人的启蒙读本之一，而后来的《电影馆》、《电影眼》系列对新近导演，包括纪录片导演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说，新理论为新电影的发展确立了道路。
就像《电影语言的语法》影响了新时期电影一样，中国早期电影理论同样是舶来品。1924年徐卓呆编译的《影戏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电影理论著作，这本书旗帜鲜明地确立了电影独立于戏剧的艺术地位，在当时的电影界有很大的实际价值。不得不提到的还有中国第一部电影教材《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创办于1924年，学员众多，凭借着这本函授讲义，这个学校甚至把触角延伸到了日本、菲律宾等地。有意思的是，这本影响巨大的讲义的大部分内容连作者的名字都没有署，可以推测，这本讲义很可能同样是编译自当时的国外资料，其中的范例大都取自流行的美国电影。当然，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教材，《讲义》同样保持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介绍卓别林等大导演的同时，它特意强调电影要“引导社会”、“切合人生”，这种社会取向对当时的中国电影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在最广大的学员层面产生了影响，为此后的中国电影发展树立了一个方向。理论能够对电影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但事实上，最终迫使理论做出改变的，往往是电影本身。就像《电影语言的语法》已经不能适应今日的电影一样，《讲义》同样很快就被超越，不光是电影的发展很快就不在它所局限的范围之内，电影理论本身的发展也很快超出了这本讲义的阶段。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直接强调电影的戏剧因素，强调“为人生而艺术”，已经和《讲义》的社会取向拉开了距离，而郑心南翻译的《电影艺术》更是直接取法西方理论，给当时的电影理论界带来冲击。
在电影艺术的草创年代，树立电影艺术的独立地位和权威显然是当务之急，《讲义》和其前后出现的早期电影理论著作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此后的中国电影很快迎来了它的大发展时期。
口述影像：八十年，学校里的电光幻影
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开创了中国“函授”授课的教学方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在职学习”（半脱产），可以集合电影业界以及想学电影人的特殊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个崭新的办学理念。
在解放前电影教育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民间开办的，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就属于这一种，教师也以电影界业内人士为主；另一种是电影公司办的，像明星电影公司、联华电影公司办的影戏学校，侧重培养本公司的电影演员，不像在民间办学课程那么全面；还有一种就是国民政府官办的。解放后，主要是国家办学，设立专业的电影学校，以前在北京、杭州、西安都有电影学校。最大的是上海和北京的，后来全都合并了，就只有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所国家办学的高等电影学校。
现在北京电影学院在以前的基础上另设美术、管理、文学等系，这些都是根据电影发展需要增设的。应该说80年前的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已经具备了正规高等电影学校的雏形。另外，北京电影学院是按照莫斯科电影学院那套专业划分很细的体系办的，不过早在解放前不就有像“昌明”这样分类很细的电影学校出现吗？它也应该是源头之一吧！
20年代的上海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许多有才华又有冒险精神的人因此进入了电影圈，由于昌明电影函授学校是民办的，在资金或者管理方面出现问题，只办了一年便“半路夭折”。现在的北京电影学院已经相当成熟了，许多综合性高校也纷纷开办了有关电影院系，其实都是怀着与80年前同样的办学热情。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洪深，80年前的“海归派”
《劫后桃花》剧照
1925年 洪深编个故事给你看
最初的中国电影没有剧本，据说只有一个提纲，到了20年代初，伴随着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的诞生，出现了比提纲详细的“本事”，包括基本情节、主要人物及其动作，此外还有字幕说明。1925年，洪深发表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剧本《申屠氏》，尽管剧本最后因为电影公司资金问题没能投拍，但它的出现把中国电影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电影大历史：从“化学烧瓷”到“艺术卖淫”
1919年，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一个名叫洪述祖的秘书被处以绞刑，原因是他涉嫌著名的宋教仁刺杀案。他的儿子洪深当时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前途无限的化学烧瓷专业。父亲的噩耗传到大洋彼岸，洪深的心情不得而知，只知道当年秋天他转而投考了哈佛大学的戏剧文学专业。
作为中国接受过西方系统戏剧训练的第一人，洪深回国后开创了数个第一：确立了“话剧”这个名字，最先建立起了话剧的专业导演职能和正规排演制度，在中国最早写出完整的电影剧本，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剧本。1925年他正式加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当时，电影是比话剧等而下之的东西，洪深的选择被讥为“拿他的艺术卖淫”。洪深最初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易卜生，希图通过话剧改造社会，而电影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接受面，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一种实现“易卜生之梦”的有效工具。
与他最初尝试的话剧《赵阎王》的锋芒毕露相比，他最初导演电影的成绩平淡无奇。《冯大少爷》、《早生贵子》、《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等延续了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的路子，还是在传统的道德训诫的框架里展开叙述，洪深的表现或许正体现了电影作为系统的文化工业对个人才华的约束力。当然，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他仍然展现了自己的特色。从细小动作的运用和内心状态的刻画，到情节结构和人物个性的处理，洪深的编导技巧都得到了同时代影人的推崇。
上世纪30年代初，洪深四十岁左右，这是他的创造力巅峰期。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劫后桃花》。《劫后桃花》讲清朝遗老祝有为在青岛置办了房产用于养老，为了与当时占领青岛的德国人周旋，他不惜将女儿瑞芬许配给翻译官。哪知德国战败后日本人开始统治青岛，原本与祝有为有隙的表侄余家骧在乱世中投靠了日本人，挟势迫害祝家人，祝有为猝死，祝府被改作日本人的娱乐场所，瑞芬也面临着迫嫁余家骧的危险。最后中国人终于收回了青岛的主权，瑞芬也逃脱了魔掌，但祝府却再也要不回来了。
这部电影洪深操作得如鱼得水，写工人农民的时候，由于家庭出身的隔膜，总显得有点“隔”，但这个剧却和洪深的家族密切相关。洪深的父亲在青岛风光秀丽的南九水村就有一座名曰“观川台”的别墅，但被日本统治者没收。回国后，洪深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与父亲断绝关系，尽管那时他的父亲已被处死多年。回到青岛，洪深无疑会想到他的父亲，《劫后桃花》里是否有追念父亲的因子？不得而知，只觉得电影中开满桃花的祝府弥漫着深深的怅惘、愁绪。
口述影像：戏剧常有，“洪深”不常有
从事戏剧活动出身的洪深对早期中国电影颇有贡献，除了自己曾导演过几部电影外，他是中国“第一个主张并且写出剧本的人”。洪深在戏剧方面的成就突出，首先他为“话剧”正名，在此以前有“文明戏”或者“爱美剧”，1928年，洪深正式为现代话剧命名，之前是没有现代话剧这个形态的。留洋回来的洪深按照西洋的话剧观念，编排了像《少奶奶的扇子》等一系列影响非常大的话剧。除此之外，在舞台美术方面，他是第一个用软景片布景的；剧本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以前文明戏的“幕表制”被彻底改变了，洪深的《申屠氏》也不是以“幕”为单位，而是以“景”为单位，整个剧本是由各种镜头组成的，在这一点他绝对具有开创意义。
洪深的人生经历相当复杂，一生都比较“郁闷”，1957年就去世了，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理想也有抱负的奇才，但一直是“二流”的剧作家，上升不到曹禺那样的位置。或许是因为个性的原因，使得他分心很多，身怀十八般武艺，所以“专心”不够，但是像这样学贯中西的“全才”也实在是难得的。而且洪深非常热心农村题材的剧本创作，那不是现在所谓“小资”的感受性的东西，而是真正站在农民的角度去想，并身体力行。
由洪深那个时代来观照现在的戏剧状况，我们会发现其实那时演员的表演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是仍然感觉立不起来，问题主要出在剧本方面，缺少开拓性。现在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像国家话剧院建院50周年的大戏却是三台外国戏剧《萨勒姆女巫》、《老妇还乡》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原创剧本极度缺乏。很重要的原因是写话剧剧本“无利可图”，写出一个比较成熟的剧本怎么也要半年，而对于话剧剧本的审查也十分严格，因为话剧是同时同观赏的艺术，所以它的“降生”相当困难。而且编剧没有版权的保护，其他人可以搬演，甚至不到两天关于这部话剧的DVD外面就可以买到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打击了编剧的创作热情。
戏剧剧本的创作是戏剧学生的基础，现在的戏剧概念其实也有所扩大，“戏剧”不仅是话剧，还有戏曲、歌剧等，现在戏剧学院科班出来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尝试影视剧创作，其实那也是戏剧的另外一种状态，像《我爱我家》那样的情景喜剧其实就是话剧。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25年 天一影片公司
那时他们还不叫“邵氏”
1923年“明星”公司《孤儿救祖记》成功带来的巨额利润刺激和鼓舞了人们拍摄电影的热情，众多的电影公司纷纷成立，到1927年，中国已有100多家电影公司。而1925年6月邵醉翁兄弟在上海创立的天一影片公司则是这些新公司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家。公司在成立之初就以明确的市场取向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虽是后起者，它却成功地引领了“稗史片”、“古装片”等风潮。这些制片路线也给“天一”在上世纪后半叶的继承者“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打上了印记。
电影大历史：一个电影帝国的前生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灯红酒绿、霓虹林立，年轻的邵氏兄弟只是众多电影淘金家中的一员。新成立的“天一影业公司”既没有黑帮靠山，也没有左翼背景，有的只是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宁波帮”吃苦耐劳的天性而已。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一批批财大气粗、激流勇进的电影公司都在岁月流逝中解体了，唯有不事旁骛、专心拍片的天一公司最终存活下来，并在之后的颠沛流离中逐渐演变成“邵氏兄弟”，成就了一代“东方好莱坞”传奇。
诚如邵逸夫爵士日后所言，“天一”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只眼盯着艺术、一只眼盯着商业”。和当时那些热衷于“明星制”、“风月题材”的欧化电影公司不同，“天一”早期的电影基本上是以“时事”和“稗史”题材为主的，这也符合吾国吾民最广泛的国民性，总是街谈巷议的奇闻轶事和口碑相传的公案传说最有话题、最受关注。像“天一”投拍的第一部故事片《立地成佛》，就完全是一部针对当时现实的醒世之作。
随后的几年中，“天一”共投拍了超过100部影片，其中一半以上取材于“水浒”、“三国”、“西游”、“施公案”、“三言二拍”，以及其他取之不尽的乡村野史、民间稗闻。比如江南地区广为流传的《珍珠塔》、《白蛇传》都拍了3集，风靡一时；《乾隆游江南》更是拍了7集之多。一时间，“天一”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