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传记电子书 > 中国电影百年史 >

第58节

中国电影百年史-第58节

小说: 中国电影百年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戴手铐的旅客》以“文革”时期为背景,描写的是一位受迫害的公安干警如何不计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绳之以法的故事。年过半百的于洋(上)亲自出演动作场面,正是影片中的这些惊险场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八零初类型片之反特片
    1980年 北影拍摄《戴手铐的旅客》
  “文革”结束后,一批反特影片重返银幕,像《黑三角》等片都取得了非常出色的票房与口碑。1980年,“22大电影明星”之一的于洋亲自执导并主演了《戴手铐的旅客》,将反特片的热潮推向了一个高峰。《戴手铐的旅客》结合了多种商业元素,又联系上“文革伤痕”这个大众关注的焦点,主题歌《驼铃》也深入人心,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耳边响起驼铃声
  那时,我本在着手准备拍摄《大海在呼唤》,突然在《电影创作》上看到一篇反思“文革”的报道,写文章的人曾经是山东的红卫兵小将。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我马上找到马林(电影《邻居》的编剧)来帮我改编这个剧本,而且电影里的很多台词都是我自己亲自改写的,比如“拿大顶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那时,导演是三军统率,可以对剧本作任何改动,原编剧无权过问。
  电影开头的镜头是往人脸上泼墨水,打电话的时候一方说:“为人民服务!”另一个人回答说:“斗资批修!”街头卖菜的人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有时候拍着拍着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老战友自杀那场戏。当时拍摄战友家喝酒的镜头,我是真的把半杯酒一口倒进肚子里去,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战友的眼泪也马上流了下来。这些情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切肤之痛的。
  “文革”这段历史,在历史长河上虽然是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艰难度过的漫长时期。“文革”时我是36岁到46岁,正值一个人的黄金时期,但这十年我是“反革命”。每个参与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倾注了自己的切肤之痛,我们是用心、用感情、用眼泪去拍摄这部影片的。
  “怎么‘文革’又来了?”
  我们把电影拍摄基地选在了大同,当时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
  可见大家对那段历史都感到毛骨悚然,再也不愿经历“文革”了。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我想这是因为人们对这段历史太有共识了,教育太深刻了,再也不该让它重复。
  “骆驼”不能去掉
  刘杰坐上火车跟踪从北方逃往印缅金三角的特务,怎么能在路上看到骆驼?骆驼是只有在北部地区才有的动物,云南那边不可能有什么骆驼,这是影片中的一个小问题。
  最初的剧本中特务苏哲是逃往苏联的,但拍摄影片时为了避免历史敏感问题,我们把逃亡路线改往了南方,后来的场景都是在云南拍摄的。但是“骆驼”的场景不能去掉,刘杰也被称作“骆驼”,这个名字十分适合这个人物的性格:耐久、有毅力、坚忍不拔。而且我们想到即便从北边绕过去,也可以拐到云南,问题不太大。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考虑让影片好看的问题。南方的景色也比较美,拍出来好看。另外,蔡明演的那个小孩,剧本里本来写的是男孩,我把他改成女孩了。我觉得最后女孩的出现能给影片增加点色彩,挺有意思的,再说当时女孩出去串联也是化装成男孩。
  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
  我是山东人,山东人比较讲究习武,我在部队时学过擒拿格斗,演我助手的青年演员马树超是货真价实的警察,他来自石家庄公安局,有一身好武功,所有的武斗场面几乎都是我俩设计的,没有找专家。当时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我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有50岁,腿脚不那么利索了,但那时不讲究替身。我在拍大同石窟里被几个人打的那场戏时负了伤,被送到医院休息了两三天才回来接着拍。片子拍完交上去审查的时候,被批评说你这部电影不是打斗片,但打斗的场面太多了,就剪掉了一部分打斗的镜头。
  影片公映之后,我戴着口罩到几个电影院去看,很高兴地发现,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坐满了观众,人们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走,该鼓掌时鼓掌,该掉眼泪时掉眼泪。这让我深受鼓舞,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把历史从这个侧面记载下来了。
  当年有一批这类揭露我们自身疮疤的影片,获得了观众的共鸣。但也有人不愿意去提这段历史,可不提不等于没有这段历史,我们应该记住它,它是对未来的警世。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八零初类型片之结语 
    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
  猛犸象、雷兽、披毛犀、剑齿虎……各种巨型的哺乳动物曾经在地球上游荡了50万年,而在距今不到1万年间集体灭绝了。这个古生物学的悬案,使人想起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种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包括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内地曾经盛行过多种多样的类型片:喜剧片、农村片、戏曲片、儿童片、反特片……这些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而到了2005年,除了“张氏武侠”、“冯氏喜剧”这些勉强称得上“类型”的类型片,以及少数恐怖片,中国内地电影已经很难找到能够一眼区分出“类型”的作品。我们要问:中国内地的“类型片”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体灭绝”的?
  对于巨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有两种学说:环境的变化以及更新锐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对于内地类型片的“集体灭绝”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环境的改变,以及更新锐的“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
  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
  缘起:计划经济成就类型片
  对照一下“十七年”时期与80年代的类型片,比如戏曲电影《天仙配》与80年代初上映的《白蛇传》;比如名著改编片《祝福》与80年代初的《阿Q正传》;比如儿童片《红孩子》、《祖国的花朵》与80年代初的《泉水叮咚》,都可以看到黑白或彩色光影下一脉相承之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认为,“我们看80年代初的类型片可以感受到‘十七年’电影精神很好地延续下来,但是这依旧是一种模糊的类型片意识。因为电视对电影的威胁还没有到来,观众对于电影的饥渴,造就了许多票房奇迹,以及电影刊物的销售奇迹。”
  在“文革”前,各电影厂每年按照生产影片的数量核定流动资金数量,花多少国家给多少,生产出来的影片统一由全国唯一的中影公司收购,确保每部影片的法定利润后,其余利润上缴国家。这种计划经济的方式在“文革”后被延续实行下来,在拍摄多少、拍摄什么影片都由国家计划规定、拍摄资金都由国家下拨的情况下,制片厂松口气,产量增加,利润上升,而发行放映业也享受政策优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之间似乎形成新的平衡。
  当时出产“类型片”比较多样的上影厂自有心得,老厂长徐桑楚曾回忆道:“每年厂里有一个题材、样式的比例问题。我们把题材分成大、中、小三类,大题材作为重点片,每年比例大约四分之一。小题材是普通娱乐片,我们当时叫节目片。另外特别要考虑的是每年题材的丰、平、欠问题,比如:今年没有儿童片,明年就应该考虑补欠的问题;今年喜剧比较多,明年就应该多考虑惊险、科幻、音乐片,这样可以保持题材、样式的平衡。”
  困难:电影生存环境发生剧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环境陆续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录像业开始起步,电视媒介中大量中外电视剧明显地开始分流电影观众,从1984年…1985年仅仅一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
  相应的电影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1984年,电影业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缴税。1985年起,国家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票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一贯制(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元—0。3元人民币)之后,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初步松动。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1986年之后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电影发行企业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和统购统销体制紧密联系的“类型片”明显出现了萎缩的趋势,而同时,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也给了“类型片”重大的打击。
  终结者:第五代反类型革命
  1984年开始《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片的相继出现,宣告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第五代”的诞生。陈山表示,“实际上‘第五代’刚出来是反电影和反类型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反对的对象,欧洲前卫的艺术观念注入到电影学院为主的‘学院派’导演当中,他们强调回到影像,关注自我意识,是‘影像本体论’、‘作者电影论’,而不是‘观众本体论’了,总迹象就是电影与观众的脱节,电影走到前面去了。但是这种‘高峰体验’并没有运用到常规电影或者说类型电影的实践中去,让总体水平提高。”
  “第五代”的崛起迅速吸引了电影从业者的注意,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类型片”变成了“过时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这种状况从后来编写的中国电影史中就可见一斑。比如在钟大丰、舒晓鸣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并没有系统地介绍80年代初的“类型片”,一些创造票房奇迹的电影,比如《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没有提及,然而用了12页的篇幅专门论述“第五代”的电影新潮。
  反思:“草根精神”不应抛弃
  值得指出的是,“第五代”电影吸引的更多的是电影人,而非电影观众。“第五代”变革造就了电影美学的高峰却逐渐远离了观众和市场,但越来越多探索性质的“零拷贝”影片的出现,却抛弃了观众,观众无缘相见的影片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客,这种怪现状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了。
  回想起来,八零初“类型片”延续“十七年电影”叙事上的天衣无缝,使得这些常规性的影片更容易为观众所接纳,这是当代中国电影所缺少的,而更加缺少的是一种为观众着想的“草根精神”。1981年一部“农村片”《喜盈门》不无意外地创造了新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而演职人员们“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的“草根精神”也的确同观众的心贴得紧密,造就了观众对于影片的高度认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展望:如今的“类型片”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类型片”已同80年代初“题材类型片”有根本性的不同,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气质。陈山认为,“有四个不同之处比较明显,首先,80年代初的‘类型片’基本上是走向改革,而如今的‘类型片’的目的是走向市场;那时的‘类型片’的导师是‘十七年电影’,现在的导师是好莱坞电影以及香港电影;另外,那时的‘类型片’划分不清晰,严格说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型片,比如:农村片、生活片;现在的‘类型片’是国际化统一的称呼,比如:恐怖片、动作片等全球化意义上的;还有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以前的‘类型片’没有明星制与其相辅相成,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如今的‘类型片’是在开放市场化的竞争中,并且强调了明星的作用。”
  如今,中国电影人面对空前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回望一下八零初创造过辉煌的“类型片”,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1981年,《红象》剧组在云南进行拍摄


“78班”之首部长片
    《红象》:第五代的第一声吼叫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华语影坛,香港电影正在持续徐克、许鞍华掀起的“新浪潮”热度;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浮出水面,他们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已逐步兴起;而在内地,多年的封锁禁忌终于打开,无论是偏于学院气息的“第四代”,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