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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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是一出都市生活中里弄主妇的悲喜剧，张爱玲创造的这些纸上的“热闹”妥贴地转化为银幕上观众喜闻乐见的画面，《太太万岁》上映的时候，观众笑声不断。1948年，桑弧与张爱玲商量，拟将她小说系列中最为成功的《金锁记》改编拍成影片，在该年1月出版的一份电影杂志上，曾披露消息“桑弧将与张爱玲三度合作，将《金锁记》搬上银幕”。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影片流产。张爱玲有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魂归离恨天
　　1952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在港期间张爱玲与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电影创作合作关系。“电懋”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之一。张爱玲经挚友宋淇的鼎力相助，与“电懋”合作了近10年之久，写了约10个剧本，有《情场如战场》、《南北一家亲》、《一曲难忘》等，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南北”系列喜剧很能代表60年代港人的情结，张爱玲再一次表现出她卓越的喜剧才华。但是到1965年，张爱玲编写的剧本《魂归离恨天》还没来得及交到导演手上，“电懋”就因董事长兼总经理陆运涛遭遇空难，而于同年３月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从此，张爱玲便脱离与“电懋”的合作关系，也永远离开了电影创作领域，直到1995年9月去世，再也没有写过电影剧本，《魂归离恨天》成了她为“电懋”编写的最后一个电影剧本，也成了她整个写作生涯中涉及电影创作的最后成果。
　　当代导演的张爱玲情结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爱玲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被小说的光芒大大掩盖了，将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成为许多导演难以越过的一个情结。值得留意的是改编张爱玲小说的导演大多来自港台，也许对于港台导演孜孜不倦追寻的文化渊源，张爱玲的那些看似沉迷个人情感的痴男怨女，反而是中国社会最真实并且最具生命力的人物。
　　但是改编张爱玲的小说对于导演来说，基本上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能同时做到重现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氛围和传达出张爱玲作品对人性的透彻凝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47年　首部在“大光明”上映的国产片《假凤虚凰》　
　　　　“话剧泰斗”黄佐临独创喜剧经典
　　　　在中国戏剧史上，黄佐临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曾有“南黄北焦”（黄佐临与焦菊隐）之说。早在英国留学时，就得到萧伯纳殷切寄望：“若想有所成就，就不能做门徒，必须依赖本人的自我生命，独创一格。”
　　黄佐临于1946年开始从戏剧舞台转入电影领域，在此之前他为了全身投入艺术而放弃了洋行买办的前途，根本原因归结于他以艺术本身为皈依对象的终极追求，并始终以其艺术家的本色倔强地守护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灵魂。黄佐临的艺术化人格内涵极大地影响了“文华”的创作面貌，也使“文华”以“讲求出品的艺术质量”而有别于其他电影公司。
　　电影大历史：与我们所鄙夷的陈规陋习作战
　　上海大光明影院位于南京西路216号，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只放映好莱坞的“大片”。文华影片公司于1947年完成的《假凤虚凰》，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运作，终于成为大光明电影院第一次放映的国产片。
　　影片所演绎的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这没有任何疑虑。问题的关键是，影片中有一些喜剧的夸张处理，比如石挥扮演的杨小毛常用手在头上揩油，求婚不成便拿出剃刀，用领带作剃刀布，动作夸张地要自杀，嘴里不时冒出一两句习惯性的口头禅式的苏北话。这样一来，影片还没首映，当时理发业的从业人员就不干了。理发业同业公会及职业工会出面抗议，甚至苏北的扬州同乡会也表示愤慨。
　　1947年7月11日，《假凤虚凰》在大光明电影院首映那天，距开映还有数小时，影院门口已是黑压压人头一片。大约八百多个理发师，把影院给团团包围住了！持票观众一个也进不来。大街上偌大的影片广告，也用红蓝黄黑给抹上了！影院经理搬来政府官员压阵，也不管事。最后，只好取消放映了事。这件事情以电影公司和抗议一方协调与和解（作了少量删除）了结。然而“风波”的发生，对影片却意外地成为一次绝佳的“炒作”。无数观众听说了《假凤虚凰》的首映风波，都按捺不住好奇心，想赶到影院去看个明白，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招惹了公愤。一时间，发行拷贝从8部猛增到17部，发行收入大大超过预期。
　　《假凤虚凰》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是喜剧？喜剧就是带着希望面对生活中的绝望。当年支持这种喜剧观念的曹禺曾说：在影片中，其实最善良的，正是那个理发师。最后，他不但是最善良的，而且也是最勇敢的，结尾的处理，尤其觉得可爱，没有喊口号，而是靠人物的觉悟，一脚把坏蛋踢了出去。
　　《假凤虚凰》令人难忘，确乎不惟票房，同时也与炒作无关。黄佐临等创作者们，挺身和他们所鄙夷与藐视的社会陋习作战，揭发诸如金钱至上、追逐权势以及欺骗、虚荣等种种陋习陈规，其真正目标，并不在于嘲讽少数行业人士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令观众发笑而达到他们的终极目的，使生活脱胎换骨。
　　口述影像：“文华”老人回忆团队精神
　　“文华”的独立精神以及它所执念的一种人文电影风格，一直为后世关注。直到今天，那些上世纪40年代曾在“文华”一起工作过的老人们仍然坚持一年聚会两次，现在健在的还有20多人，解放后他们大都成为了电影界各部门的骨干力量。时隔半个多世纪，老人们回忆起当时黄佐临等导演的不同风格，以及整个团队共同创作的团结积极心态，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留恋和向往之情。
　　“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当时的民营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大，“文华”拥有自己固定的创作班子，这是独创的。我们在创立初期就确定下一个20多人的创作群体，有一批是黄佐临先生在抗战时“苦干剧团”的演员和合作者，也会偶尔请李丽华、白光这样的名演员表演，但最多的还是按照角色需要使用自己公司的这批人来参与。当时“文华”编制并不够大，但是影片出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很值得骄傲的，在鼎盛的时候每年要出品五六部影片，大家配合相当默契。
　　“文华”的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而当时的生产厂长陆洁是很敢放手让大家做的，我在当时做的具体工作是场记，但不仅要帮助导演完成拍摄现场的工作，还要会干一些繁复的事情，比如为了出剧本要学会刻蜡纸印铜版，然后把剧本分发给每个人，还要负责道具的保存，一个人要会干两三个人的工作，不像“昆仑”公司那样分工很细。这其实充分锻炼了我们，大家在一起格外团结，工作的积极性非常高。更因为公司提供住宿，还有免费的三餐，所以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格外地努力。
　　作为剧务和场记，我和“文华”的导演们都合作过，他们拍片时的风格不同。黄佐临是很受大家喜欢的导演，因为他多拍喜剧，而且以前有做话剧导演的充分经验，非常风趣，现场拍片的状态也很放松，指点演员表演时总是用比较幽默的方式，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同他合作，有时还会和他开玩笑，大家没有距离。桑弧在文学方面很突出，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拍片现场总是很安静，他从不发脾气，对工作一丝不苟，是很文人化的导演。曹禺虽然只在“文华”拍摄过一部影片，但是给大家留下很深印象，他个子不高，裤带束得不紧，动作又很多，走来走去裤脚就拖到地上绊得要摔跤，后来他干脆把裤脚一层层卷起来，很是有趣。
　　当时在“文华”的这批人直到今天感情都很融洽，虽然召集一次不容易，但大家都很珍惜共同合作的那段时光，没有职务上下之分，没有工作尊卑之分。因为“文华”的工作人员普遍素质很好，即使后来8家民营公司进行合并，但“文华”出来的人都是负责后来上影厂的主要工作。
　　“艺术质量高，才会卖得好”
　　“文华”是那种非常难得的电影公司，公司出品的影片在艺术质量、票房价值上都是一流的，这也正是“文华”能够持续好状态顺利拍片的原因。
　　“文华”有一条很通畅的影片流水线，而它的宣传也是非常在行的，我们除了常规的预告片、幻灯片、路牌、特刊、剧照、海报、说明书以及报纸广告外，还尝试用新方法吸引观众。比如黄佐临先生导演的《表》一片，是一部描写小偷和平民生活的片子，当时估计卖座不会太好，于是我们想办法把电影院的钟表封起来让观众猜时间，猜中或接近的可得到相应礼品，大奖是一块瑞士产的“浪琴牌”手表，另外还有一百块中国“火车牌”挂表。而黄佐临先生导演的另一部影片《夜店》虽然是一部比较悲切的影片，但我们在春节档期上映时卖座却出奇的好。
　　发行工作方面，“文华”是有突破的，当时的状况是除了上海首轮公映外，其他地区大都是靠片商收购的方式排片发行。后来“文华”因为《假凤虚凰》一片引得理发师协会反对的风波使得片商对该片无法定价，我们以前的片子一般一部印五六个拷贝，但是《假凤虚凰》一下子印了十七个，我们当时拿着拷贝坐飞机到武汉、长沙亲自排片。这个做法不仅少了中间商的一层剥削，而且宣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后来又想办法，我们自己来发行，在全国建立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五个办事处，影片发行效果非常好。解放后，上海成立华东影片经理公司也是参照我们的模式进行操作的，在这以后北京也成立了中国发行放映公司，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48年　《哀乐中年》描写都市悲喜剧　
　　　　桑弧用喜剧写出人生悲凉
　　　　桑弧这一艺名来自于“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这一诗句，原本是银行职员的李培林，借“桑弧”两字立下了毕生从影的志愿。也许从此就能略窥桑弧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文华影业公司的创作者们，所执念的人文电影运动立足于艺术的初衷，那些在荒凉世界里有着深长回味的人文派电影实践，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寂寞之后，终于显现出真正属于电影艺术的力量来。
　　电影大历史：飞短流长间舒展人生的真义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法国访问时，见到了他最崇敬的导演卓别林，卓别林问起新中国的电影来，周总理早有准备，他带来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看完，对纯粹而优雅的中国戏曲艺术和新兴的电影艺术大为赞赏。该片的导演便是桑弧。3年后，他又执导了《祝福》，成为桑弧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就最高的一部影片。
　　初看桑弧的《假凤虚凰》（编剧）、《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几部影片，以为桑弧在做着超越时代的事，那时的主流电影多反映内忧外患，而他却在飞短流长间舒展人生的真义。但后来才知道太阳底下无新事，桑弧所表现的无非是不容易磨蚀的人之常情。难能可贵的是，40年代的中国喜剧电影已经相当完备，笑料的铺陈清新自然，尤其是《太太万岁》竟能在严密缝合的巧合中渗出一丝悲凉来。桑弧“文革”后拍摄的《邮缘》，仍走他最熟练的市井喜剧路线，抓住当时的社会热点集邮，讲了一个颇为淡雅的爱情故事，极具亲和力。
　　而《哀乐中年》却显出桑弧沉郁的一面，是两个年龄悬殊的教员的爱情，实则表现的父子冲突，这一亘古不变的叙事母体。含蓄、淡雅中见浓烈是桑弧的拿手好戏。话剧皇帝石挥以万变应不变的表演风范，一变他在《太太万岁》中的酸腐和荒唐，而换之淳朴而拘谨。片中最大的寓意乃儿子在父亲50岁生日之际，竟送墓园，而父亲却把这墓园改建为一所小学，谁在葬送谁，谁在教育谁，怕只有天知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桑弧的影片大都反映的是这个大都市的状貌。他虽然悲喜剧都能左右开弓，但发生地都在上海，上海在桑弧的电影里是精细而闲碎的。桑弧那代的电影人，还是把故事和人物放在首位。桑弧影片的主题大都是朴素，甚至是简单的。人物善也没有善到普度苍生的境界上来，恶也离恶贯满盈差得太远，全是些小欢乐、小烦恼。唯其小，才更见其真切和普遍。现在的中国电影有太多立意高远之作，却往往落入以眼高手低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