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啊孩子-第32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显耀接着说：“是啊！她当时忿忿说道：‘用人方面的腐败实际上才是最大的腐败！’说这就是贪。现在回过头来看，她说的一点不假。这几年，市民银行问题不小，申一枫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有捞到什么政治资本，是瞎折腾。现在，他不得不到了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去当副董事长，这头好斗牛跟美国人斗去了。你看，就这么几年，实践证明：他搞的那一套不单是害人、害银行，而且害自己，完全是行不通的。”

　　　　末了，他又说：“你这事，我看十有八九是胡辉、陈山石好出风头搞的鬼。”

　　　　夏天说：“我也是这样揣摩，就让他们折腾去吧！谢谢老领导点拨。你要多保重啊！”

　　　　话说此时的王显耀已经被市民银行新班子重新起用，任命为一家支行的行长，刚刚结束他被申一枫“恩赐”的副支行级“高级经理”职务。

　　　　夏天有了基本判断后，给住在樊娉家的岳父樊吉祥打电话，请他按照自己所述，做好樊婷的思想工作。

　　　　夏天在电话里说：“阿爸：我今天要说的几点都很重要，你听了消化后，再跟樊婷讲。我要求，大家的思想一定要统一到我的观点上来。第一，虽然这件案子可能会搞得很复杂，但是我一定不会有事的。对于这点，你们一定要有信心。公安局、法院可以以渎职罪判当事的银行员工的刑责，但是不可能以参与诈骗活动入罪。为什么呢？经济诈骗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而我不但没有得到三八公司的任何利益，而且在1995年春节前真金白银的借出了20万元给它用于他们的工人发工资，这是该公司在银行帐上有记录的，我手上也有借条。可以说，借出这笔款的银行帐务记录以及自己手上的借据，现在是从根本上撇清自己与陈善为之间没占便宜的铁证。但是，目前不便拿给政法机关，以免越描越黑。日后万一在立案阶段，公安局对我采取强制措施，而到了法院判案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据此翻过来的。第二，我要家里分别保管的材料，就是日后辨别我在业务活动中有罪无罪的根据，家里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譬如：材料要不要提交给政法部门？哪些材料要提交？提交给哪个政法部门？什么时候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是给原件还是复印件？等等，都是很有学问的、很严谨的，一定要听我的。总之，现在就是要保管好。第三，我现在之所以避开公安局，主要是对公安局的意图没有搞清楚，避免他们的过分纠缠。如果他们心无杂念，专心办案，那么，我写的那个东西送给他们了，就可以搞清楚是非了，充其量再要求补充一点证据就能过去；如果他们想利用办案的机会捞取银行清收两呆贷款的巨额奖金，那么，在冠冕堂皇的表象和借口下，这事就会变得很复杂。我不是对公安干警没有信心，说实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这点，不能不防。第四，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保持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万一深圳公安局有关人员明显表现出借办案之机牟取个人利益，甚至违法办案，此时，我们就要毫不含糊地把事情亮到市纪委、市委乃至省里，要求对当事人严惩不贷，绝不妥协。这时，你老人家就要在第一时间约见市纪高官和市高官，把问题摊到桌面上。第五，事实上，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纠纷案，连公司诈骗案也不成立，充其量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有两点：首先，无论是当年的庄宇、陈作业班子，还是后来的王显耀、陈作业班子，都对三八股份公司有着很深的偏爱，究其原因，就是银行不得不求助于三八股份公司组织存款，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其次，正因为如此，当银行把三八股份公司推向法院起诉的时候，作为被告代表和抵押方律师的申公豹反复说：‘这是一宗经济诈骗案，要求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但是，法院并不这样认为。而市民银行的法律处的那么多律师和法律专业工作者，也不为所动，既不认为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是诈骗案，也不对抵押无效提起上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根据说这笔贷款是因为诈骗才放出的。我可以这样说，在依法处理整个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案的过程中，原则上我都是回避的。而现在的湖贝支行的副行长陈山石也知道，法院一般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刑事的已经追加刑事处置，或者刑事优先，立案再审。一旦民事判决生效，才节外生枝说该案是诈骗案，通常是不能容许的。而这个案子，法院于1997年中下判，已经执行了六年，市民银行眼看没有抓到什么财产，才向公安局报诈骗案，是不行的。第六，现在看来，若政法机关判我们这些贷款经办人的渎职罪，看来也是不可能的。我刚刚与庄宇通了电话，公安局并没有就三八股份公司的问题与他联系。而他是法人代表，要说渎职的话，他首当其冲。若他都没有事，我这个信贷经理上有当法人代表的老总，下有经办信贷员，加上还有银行与企业本身的奥妙在里面，所谓‘渎职’，便不见得有我多大的责任了。”

　　　　樊吉祥静静地听完夏天的叙说后，对夏天说：“好，你这样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你放心，我会做小婷的工作。”

　　　　夏天说：“这几天还是要提醒樊婷：注意家里的电话，看有谁打进来。必要时拨回去，看对方怎么说。”

　　　　樊吉祥说：“你放心，深圳这边一切都很好，生意也在继续做着，今天还说插了四个花篮，卖了几束花。罗小丽也确实帮了大忙，不错。你自己多保重。”

　　　　夏天说：“谢谢岳父鼎力相助。挂了？”

　　　　“保重！挂了。”樊吉祥放下了电话。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深圳公安经侦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带着近视眼镜的李景宽处长正在全神贯注地审视着部下送来的有关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诈骗立案的调查材料。

　　　　他看完后陷入了深思：在金融领域，这几年是各种经济案件多发的时期，如果以一年365天平均接警来算，一天还不止一宗，几乎让经侦部门忙得不亦乐乎。有些银行简直拿报案当投诉用，像市民银行的建华公司贷款案，一会儿报诈骗案，一会儿又撤案；过了几个月又报上来了，简直让人捉摸不透。就说市民银行系统吧，这几年没有少折腾，少说也报了上百个诈骗案，有的案情还真是匪夷所思、扑朔迷离。

　　　　上个月，陈山石送来了这宗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所谓的金融诈骗案，好在我们经侦部门调查方案做得细，半信半疑地罗列了三十条调查提纲，通过半个月的调查摸底，接触了两个贷款经办人，走访了公证处、国土局，一轮调查下来，发现了与陈山石当初讲的不少不符点：

　　　　首先，这是一宗经深圳中院判决并生效付诸执行多年的贷款纠纷案，而市民银行在报案时有意瞒住了这一层。

　　　　深圳中院的判决书在引述抵押方的答辩词云：“被告五达公司辩称：我公司并没有给三八公司出具任何抵押贷款担保有关书证，抵押声明书是假的、无效的，本案是一起经济诈骗案。原告和三八公司给我公司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要求原告和三八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而法院的结论性意见是：“……抵押贷款合同（1500万元）及其补充协议（增贷350万元），实际上是两份独立的贷款合同，两份合同均有效，……原告要求三八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五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五达公司要求原告及三八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但未提出反诉，本院不予审理。……”

　　　　这份判决书是于九七年三月下判的，而当年市民银行既没有被原抵押人五达公司引入经济诈骗案的套路上向公安局报案，也没有提起上诉，而是选择了申请执行。难道市民银行法律处那帮专家是吃稀饭的？而事隔六年之后的今天，才报诈骗案，有点耐人寻味。

　　　　其次，该案的焦点是：在签订了合同后，没有办理任何公证和抵押登记便取得了贷款，而事后补办手续也不是湖贝支行报案时说的那样，由夏天一手办理，而是另有其人，夏天根本没有去国土局参与此事。

　　　　第三，银行贷款给三八股份公司，显然另有所图：要求三八股份公司组织6000万元定期存款，以摆脱银行自己的困局。这说明：是银行与企业为了各自目的，互为利用的关系。

　　　　第四，看来夏天其人也不像想象的那样，悄无声息地离开市民银行的。他作为市民银行的优秀党员，专门留下了手笔，而且让市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们都签了字。这说明，夏天也不是等闲之辈。从夏天写给政法机关的《说明》来看，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软中带硬、棉里藏针，对我们经侦部门提出了忠告，这点不能不引起高度注意。那种在办案过程中，帮企业和银行收回了债款，就有相应的办案费或奖金的想法和做法，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李景宽处长从座位上站起来，继而理出了头绪：“全民控股企业向银行贷款……，帮银行组织巨额定期存款……，判决书的表述与生效判决，正处于执行阶段的经济纠纷案……，当事人的证词……，夏天给市民银行领导的信……，优秀党员与市纪委……，以诈骗立案与追收呆帐贷款的有机统一……，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

　　　　后来，这位在经侦分局有着儒将美誉的李处长，右手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放进嘴里，点着火后猛吸了两口，吐出了几个烟圈。他边看着烟圈，边点了点头。然后，迅速将手中的香烟放到烟灰缸中掐灭，果断地说：“冷处里，暂不跟进。”

　　　　也就是因为这位睿智的李景宽处长的一个果断举动，成就了公安战线一段佳话，直让夏天暗赞有高人把关。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四三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却说夏天写给公安部门的材料送达二十多天后的一天上午，樊婷刚要离家到花店去察看一下，家里的电话响了。樊婷拿起电话，问道：“你好，你是哪位？”

　　　　对方并不急于自报家门，反而问道：“夏经理回来了吗？”

　　　　樊婷听这声音有点熟，马上应对道：“还没有呢，你是哪位呀？”

　　　　这时，对方才说：“我是公安局的小黄，跟你通过话的，你忘了？”

　　　　樊婷说：“啊！想起来了，黄警官，你找夏天有事？”

　　　　黄警官说：“没有什么事了。请你转告他，谢谢他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改天再拜访他，谢了！”

　　　　樊婷说：“应该谢谢你才是，你们辛苦了！”

　　　　当天晚上，樊婷将黄警官的信息电告了夏天。

　　　　夏天心里想：“看来，深圳政法战线还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我与他们打过不少交道，没有一次是通过请客送礼解决问题的，都是在不断接触磨合或相互认识之后，凭着理据办事的。”

　　　　夏天的脑海里闪现着几年间与政法部门交往的有趣画面：

　　　　最有趣的一次莫过于在1992年8月自己调进深圳办理户口的事。当时干部调进深圳时，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一般都入集体户，而自己不愿意把户口放到总公司的集体户口本上，便拿了住在武警七支队宿舍的夏芳的户口本，来到红岭派出所。到了办证大厅，经办人员说：“要找所长批准，才可以入其他户头。”自己二话没说，直接上了四楼。在过道上，一个穿便衣的壮汉问道“找谁？”自己回答说：“找所长。”这人又问：“找他有什么事？”自己说：“想迁户口。”这时，壮汉站起身，走进办公室后说：“进来。”然后要了自己手中的资料，写上“同意入户”四个字交给自己。此时自己说：“谢谢了！你就是所长？”所长没有回答问话，而是说：“快到楼下去办。”

　　　　后来，在市民银行的老贷款的清收工作中，自己与政法机关打交道时被同行认为是最受礼遇的，因为自己从来没有与法官、公安干警打过一次麻将等过分应酬活动，反而得到各级法院的经办人员格外尊重，业务开展得也不错。在与公安部门的交往中，虽然也碰到了像丘公安那样不太成熟的干警，但是，更有不少像洪虎等素质不低的佼佼者，着实让自己肃然起敬，并惺惺相惜。

　　　　而这回经侦部门要求自己对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作证，起因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然而，结局却是出人意料的干净与干脆。虽然黄警官日后也许是个可造之材，但是，这回一定是他身后的核心人物在起决定作用。这说明，还是有高人在掌控着对案件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