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啊孩子-第2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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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显耀看到徐东海表示默认，觉得时机成熟了。继续说道：“我看你两人都在珍惜一起工作了六年的缘分，这是团结的基础。你比老夏年轻，我建议你就主动一点，今天还是明天，跟他打打招呼。老夏的意思呢，过去的事不要说了，坐下来讲也没有什么必要。一个是要有是非观念，一个是向前看，一个是珍惜那么长时间的同事之情，尽量的和谐共处。我看你俩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气也就消了。下班打打球哇，打打牌呀，有机会像过去一样到外面聚一聚呀，距离便拉近了，不会有什么大的乱子。你看怎的？”
徐东海愉快地说：“谢谢行长为我的事操心了！我这就找他去。”说完，离开了行长室。
王显耀看着徐东海出去时的背影，感到身上有点累，估计自己的毛病又要发作了。
三七〇、身心疲惫，王显耀挂冠（）
话说陈作业和夏天都在忙着核实岸尾公司贷款判决文书相关数据和请示总行上不上诉的问题。夏天忙了几天后，向总行上报了《关于岸尾公司贷款案复审情况的报告》，并与总行资产防损部的沈丽霞面陈，上面口头答复上诉意义不大。而陈作业与谭飞燕、吴冬梅查了几天帐以后，分别列出了两家公司在支行贷款情况表，据此，他也写了一个报告向总行会计部报去。其文曰：
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
深市银湖字（1999）第022号
关于安延、岸尾两公司贷款帐务处理的报告
总行会计部：
我行（原湖贝金融服务社）原贷给深圳市宝安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下称岸尾公司）7500万元贷款纠纷案经深圳中院于1999年3月20日以（1998）深中法审监字第0155X一0156X号民事判决书判岸尾公司、深圳金凯歌发展有限公司与湖贝金融服务社签的借据、合同无效，深圳市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下称安延公司）应归还湖贝支行借款人民币11650万元及其利息。
深圳中院0155X——0156X号判决书上存在的错漏之处：该判决书对安延公司、岸尾公司的借款描述不准确，从而导致岸尾公司贷款余额少500万元，而安延公司则多150万元。如按判决书记安延公司和岸尾公司并帐还原，则贷款余额少35O万元。对于上述情况，我行找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解；并找出最先据以发放安延公司贷款的原始借据，事实是：安延公司在我行贷款共21550万元，后因为应付人民银行检查过关，把16900万元贷款划分在岸尾公司名下，以后共还9400万元，余额为7500万元；安延公司则保留4650万元；1996年1月23日，安延公司还款150万元，余额为4500万元，与目前我行报表贷款余额相符。
我行在起诉岸尾公司时没有找到当初发放给安延公司16900万元贷款的原始凭证，诉状是以分帐以后的岸尾公司有关合同及借据作为证据，岸尾公司在再审中提供了原始借据，并声称要追究我行提供虚假证据的责任。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我行建议，以最原始借据为依据，将安延公司75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合并到安延公司借款帐上，即安延公司目前在我行借款余额为本金1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可否？请批复。
附件
l、（1998）深中法审监经字第0155X—0156X号；
2、《关于宝安岸尾公司贷款的有关情况说明》；
3、《关于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案复审情况的报告》
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印）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
这份由陈作业写的、以湖贝支行名义上报的正式文件，报到会计部后，由部门负责人转到资产防损部共同研究一番。然后，以总行产防损部的名义，对湖贝支行书面批复如下：
湖贝支行：
你行《关于安延、岸尾两公司贷款帐务处理的报告》收悉。按现实情况，本案可以申诉。但安延公司财产状况差，除己查封财产外找不到其他财产，本案申诉意义不大。你行意见对外追款11650万元，在行内帐上挂12000万元，这种做法增加了利息，实际对支行不利。因法院已有判决，对安延公司帐务按法院判决记帐。经行长批示，350万元差额以核销方式处理。但先不单独办理核销，以后一并处理。
此复。
深圳市民银行资产防损部（印）
1999年4月30日
看官听说：时间很快流逝着，从1994年朱赤儿结识庄宇，在还未开业的湖贝金融服务社轰轰烈烈地开展“以存定贷、存贷挂钩”套取贷款到现在，转眼五年就过去了。五年间，湖贝支行没有从安延公司和朱赤儿这个自称“伟人”的农民兄弟手中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让朱赤儿的安延公司欠下了12000万元的贷款本金和近亿元的欠息。一个没有读多少书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前也就是做些转手买卖、倒腾点山货什么的，当时叫做“投机倒把”，也就赚点蝇头小利。不料想政策放开后跳出了自家的小山村，居然有那么大的能耐，折腾起正而八经的银行来，也是如此风生水起，波澜频生，着实让不少金融博士大跌眼镜。当然了，也让不少城里人自愧弗如。可悲的是，市民银行的领导眼睁睁看到这样的呆帐越积越多，几年了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应对，倒是没完没了地、一个劲地搞他们的人事调整，美其名曰：“机构改革”。整天请新人驱旧人，任张郎免李郎，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乎，在市民银行里，总有发不完的人事任免文件。也算应了一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老话，这些新官通常不是市民银行员工熟悉的老面孔，他们都是外面对市民银行慕名而来的所谓“能人”。这些人的上任来得随便，只要向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吹一通牛皮，抑或通过“孔方兄”的关节，就能混个支行行长当当，而下台也就同样走得快捷：“你说我没有成绩，把我的官免了？好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陪你玩了！拜拜！”
这样一来，就是身居总行部门总经理和支行行长高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这官到底能当多久：一年，还是半年？人人的心里都在盘算着在这个任职时间段里于公于私能干些什么，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各种短期行为应运而生，根本很少人去为市民银行的长远利益着想。
却说王显耀自从那天找了夏天和徐东海谈话后回到家里，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在心里想，看来这病不治一下还真的不行了。他那当处长的老婆回到家里，也是一个劲要求他要踏踏实实在医院住下来，不要再搞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挂号住院了！他老婆说：“你不要以为湖贝支行没有你，连地球都不会转了。你看我们国家，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邓小平不是把经济搞得更好？他退下来，江泽民不是一样搞改革开放！所以，不要把你的作用看得神乎其神，还是安心养你的病吧。你这病也是大事了，昨天晚上你睡着了，嘴巴歪歪的，合不拢，口水都流到了被子上。”
王显耀还想拿今天在支行找了两人做思想工作说事，转念一想：“老婆也是为了自己好，没有必要再解释了，明天还是去一趟总行，到人教部跟许光请个假，跟黄鹿行长说说，让陈作业主持工作，我就安心住院了。”
第二天上午，王显耀来到市民银行，先到了人事教育部，找到许光聊了半个钟头，填写了因病住院的告假单，提请总行考虑临时安排主持湖贝支行工作的人选。然后，到了黄鹿行长办公室，向他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对湖贝支行工作的安排建议。后来，他又到了纪委书记沈荣办公室，跟他详细地聊了起来。
下午，他在其爱人陪同下，老老实实住进了深圳红会医院，也就是现在的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开始认认真真地治起病来。
在湖贝支行，资金信贷部的高尚是最早听到王行长住院的人，也就是王显耀住院的第二天下午，高尚向夏天提出用行里的车和汪洋一起去看望王行长，夏天听后，说道：“我们一起去。”
夏天开车带着高尚和汪洋到了市红会医院，看到领导了自己四年的王显耀行长满脸焦瘁，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好像比前几天病得更重了。几人一番安慰和鼓励之后，也就过了半个来小时。
夏天在言谈中，谈到中院刚刚评估下来的深圳揭鹏公司的抵押物的问题，王显耀似听非听，待夏天等三人告退的时候，他小声对走在最后的夏天说：“工作上的事，你就跟陈行长商量着办了。”
后来，根据夏天和王显耀两人分别回忆，这是王显耀在湖贝支行行长任上对夏天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的吩咐。
三七一、博升官，申一枫歪招图政绩（）
话说深圳市民银行的一把手、董事长申一枫到任也满两年了。这两年来，他过得也不轻松。
原来，他之所以愿意从比较好的局级单位的副职调到市民银行任董事长，一是由副职提为了正职，升了官儿；二是由一个闲官变成了一个管得住事的主官。然而，在两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当这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写意。后来，他打了几次离开市民银行的主意，都没有走成。
他在九七年初来到市民银行后，先装了一回谦谦君子，摸一摸情况也就半年过去了。接下来，大刀阔斧地搞机构改革、调整人事布局。但是调来调去，也就是这么些人，从外边聘请吧，鉴于市民银行的环境，好的不来，来的不好。有些是在原单位不得志，来了就要官儿当。当然了，你有水平，我打印一张纸，让你过过官瘾，若是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也是一张纸，把你撤下来，也未尝不可。而有的则是为了图钱而登三宝殿的，也难怪，在国有专业银行没有多少用于拉关系的业务费用，但在市民银行就不同了，每一个支行长都活像一个小财主似的，手中都握着一大块业务费用，只要大笔一挥，要给谁给谁，潇洒得很。就是第二年没得做了，当了这种行长，也是曾经“潇洒走一回，”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更有一些毛遂自荐找上门来的应聘者，虽然在原单位也是支行长，要跳槽到市民银行来仍然当支行长，只是到了他们的头儿要弃而不用或者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来个一走了之，到了市民银行又成了香饽饽。然而，选择这些从外单位直接到市民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多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冲击着在位的行长们，让他们心里产生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是：让行内其他员工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客观效果并不好。
申一枫主政市民银行两年来，市民银行的各项指标没有大的改观，市里领导和一年一度的银行股东大会并不见得满意。而这时，申一枫每每看到市里直属各局一把手出缺时，总是免不了与有关部门说项，请求领导高看他一眼，高抬贵手调动他离开这鬼地方。后来，市领导传下话来，叫申一枫还是在市民银行的工作上面多使劲，不要把功夫花在走门子上，以免耽误了整合市民银行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你连市民银行都没有信心搞好，还想到其它职能局当一把手？就是给你当，组织上放得下心吗？
申一枫知道领导意图后，心里也着实凉了几个月，在冷静思考自己的前途。后来他想：“所谓把市民银行的工作搞好，也是个没有什么标准的说法。这工作何谓之好，何谓之不好？我看不外乎几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指标体系，但是指标难看，可以配说明，就像我们过去搞农村工作一样，增产了，总结好写，话好讲；但是减产了，一样要总结，一样要讲话，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损失减少到最低，仍然取得好收成。譬如，去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托词，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导致我行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就应该这样说，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第二大类是务虚体系，如：评精神文明奖，扶贫助困、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企业文化建设，这些要搞得有声有色，多做舆论宣传、提高曝光率。然后是走走场子，满足关系人的需要。第三大类还是用人机制和对下级的控制。现在是要选择好自己的班底，各支行行长和总行中层干部都要忠诚于我。这些人选定下来以后，支行内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搞掂了。我在行里练练书法，打打太极拳，修身养性也未尝不可。”
申一枫想到这里，不无得意，他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事制度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