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暴风雨-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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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那八间房子不但没解决，纠纷更大，彩蛋的乱子又出来。麻烦缠着麻烦，从哪里下手？从信件的比重上看，有关彩蛋事件的告状信八十一封，有关房子问题的告状信四十一封，二比一。先让派去的工作组解决彩蛋问题吗？不行，内情还不明。他有条经验：中国的事不在大小，主要看参预的人事多少。人事少的，再大的事情也好办；人事纠缠多的，再小的事里边也难下手。
他抓起电话打给工艺品总厂找谢灵。谢灵接电话，电话里不仅有谢灵的声音，还有乱嘈嘈的吵嚷声。他问谢灵房子和彩蛋的情况究竟怎样。谢灵回答的声音又低又小显然是凑着话筒说的。他说，彩蛋的事正乱着哪，一批画加外工的人员就在打电话这屋里和王魁辩论。房子的事更不简单，只能当面汇报。贺达想了想，说： “好吧！”就撂下电话，回到桌前用抹布擦去桌上的尘土，坐下来戴眼镜，把那些特意择出的信一封封认真细读。
他先看关于房子的告状信。细看过后才明白，这次不是告关厂长，竞告他派去的三个人，主要是朱科长。信上都说，这三个人沾过厂里的便宜，或调换工作，或分配学生，或买便宜货、或私分样品、或借车等等。吃人嘴短，”因此在房子问题上只能偏袒厂里那些给过他们便宜的头头。来信有根有据，连谢灵最近从厂里拉走半方木料的事也告了！这事真是出乎初来乍到的贺达的意料之外！
贺达气得把这些信往桌上“啪”地一摔。上个月，他接连收到有关这八间房子分配问题的告状信。他认为这涉及到干部作风的信件很有典型性，就把这些信的内容核实后，摘要编成一份材料打印出来，送给市局有关领导们看，同时在公司党委会上提出个人意见。经研究，决定组成三人工作组下到工艺品总厂摸清住房情况的底数，并宣布原先厂里搞的任何分配方案都不算数。他想叫派去的这三个人成为三个厉害的公鸡，啄破罩在这房子上的人事网。谁料到，工作组去了不过十来天，原先那张网不但没有啄破，反而又通过另外一些不曾使用过的、更硬的关系和渠道，结起一张更密更牢的网。到底这三个人是公鸡还是蜘蛛？
如今这世界上有多少蜘蛛？大大小小的蜘蛛，上上下下到处拉网，如果你想切实去解决一件事，先要费出牛劲又十分耐心地解开罩在这事情上的一层人事大网，若要解开何其难，不把你死死缠住就算你福气。
贺达沉吟良久，眼前忽然出现他儿时看过的一本忘记书名的童话画册。上面画着一个小人儿挥刀斩破一张巨型的大蜘蛛网。不知为什么，这画给他的印象极深。画上那蛛丝根根象粗绳子，小人儿必须使出全副力气，因此显得非常勇敢。想到这小人儿，他笑一下，跟着这笑就在他平光光的脸上消失。他可不是一个初降凡世、人事不通的傻瓜，虽然他在技研所只是一名管业务的所长，但是个头儿，就懂人事这套。斩网的童话是画家想象出来的，他面临的这张网却是活生生的人编造出来的。一个人一天得用多少时间对付这些不该对付的事？百分之九十？还得多！
他再去翻看那堆关于彩蛋发霉事件的信。相比之下，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房子问题那么复杂，不过是外加工对工艺品厂压低加工费而表示的一致愤慨。但其中一封信引起他的兴趣。这是技术股长伍海量的信。这人的情况他略知一二。六四年中专毕业，起先在制镜厂管生产，管理上很有一套。七六年大地震时制镜厂毁了，公司就将所属的两个制镜厂合并。两厂的工人合在一起容易，两厂的头头合在一起很难。有如两个庙的佛爷合在一座殿堂里，哪个摆在中央，给哪个烧香？由于他是被合并的，处于被动，被并入那家厂的生产股后，连板凳坐都没有。公司又把他调进工艺品总厂来，可是工艺品厂的供销和生产向来都抓在王魁手里，公司原想调他来协助王魁管生产，但王魁两手死死各抓一摊，不肯闲着一只手，他就被关厂长安排到技术股，填补前任技术股长病退后的空缺。在上个月公司研究技改问题的座谈会上，有些看风使舵的人起哄般闹着要“全公司生产自动化”时，他却提出根据工艺品行业的特性，在生产线上分出手工和非手工两部分；取消手工部分，工艺品就不存在；因此应把自动化生产的目标放在非手工部分上。贺达听得眼珠子快从镜片后边蹦出来了。他一眼看出这矮人一头的矬子，在智能上高人一头。他向来喜欢这种人：既能尖锐地发现问题，又有解决问题的高招。现在伍海量这封信却象电报那样只写了两句话：“请抽出一小时谈谈，此事涉及工艺品厂的存亡！！”后边加了两个吓人的惊叹号，表明事情决非一般。从这只言片语里看得出来，这矬子必定是有见解也有办法的了。
贺达马上再一次拨通工艺品厂的电话，找到伍海量，要他尽快来，并带上两个发霉程度最严重的彩蛋。急事急办，他最怕有事拖着不办，也怕情况不明干着急。他不明白有些人在事情滚成一团时，居然脑袋一沾枕头就打起呼喀来。
过午不多时，伍海量就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矬人腿短，坐下来并不显矮。他带来的两盒生霉的彩蛋象松花样品一样摆在桌上。贺达只字没问外加工如何去厂里吵闹，他明亮的目光在这生满霉斑的彩蛋上停留片刻，便瞅着伍海量问：
“你说，怎么办吧？”
伍海量见这个不曾深谈过的贺书记挺痛快，心里立时顺畅，说话也就非常爽快：
“办法我有，就怕行不通！”
贺这一听，反而来了劲头：
“你说说，什么办法。”
“这批彩蛋决不能叫外加工包赔。责任不在人家，只在我们厂。鸭蛋抽完蛋黄后，理应清洗三次。但工人们偷懒，图快，只洗一次。因为，抽蛋黄时，只能打一个眼儿……”
“我知道”贺达说，“打两个眼儿，蛋壳里没有压力，蛋黄反而弄不出来。蛋壳洗净后，要用石膏把眼儿堵上，免得里边万一洗不净的蛋黄流出来变质。可是干活的人偷懒，想拿超额奖，洗一两遍就了事，石膏也不堵好，或者根本不堵…… ”
伍海量不由得抬眼望了望这个千净瘦弱、略显谨严的公司书记，心想这书记不是白吃饱。他怎么知道的？人家告诉他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伍海量接过话说： “您说得对，工人们抽黄洗蛋时根本不管这一套；画画的只管画，其它一律不看。最后往玻璃盒装蛋时也没人提出来。问题可就出来了！”
“好了，你说该怎么办？”这个看上去挺沉得住气的书记突然显得性子很急。
这句话正中伍海量下怀，他说：
“返工！全体国画组一律投入返工。从各车间调出一部分人把彩蛋从盒里取出来洗净，再重新画。原先每人一天画三个，这次限定画六个。”
“噢？六个，画得出来吗？”贺达的眼镜片亮闪闪对着他。
“当然画得出来，画八个也行。”
“保质保量？”
“没问题！”这矬子很有把握。
“你对生产潜力的估计有没有出入？”
“我有根据。去年，国画组要去北京看法国绘画展，王魁说，每人必须一天干完两天的活才准去。结果当天下午四点钟每人都画了六个彩蛋，画得个个都比乎时好。现在国画组有三十五人，其它各组能画彩蛋的大约还有几个人。总共能有四十人，每天出二百四十个，一个月就出七千，顶多三个月就能画完。”
贺这象得到什么稀世的宝贝那样高兴，笑着说：
“真的？”
“我还能编？又不是蒲松龄。”
“这么说，外加工是多余的了？”
“您说得真对！根本就不需要外加工。关键在于自己不千，活儿堆在那里才找外加工呢！”
贺达听罢沉下脸，好象生谁的气，垂头沉默一小会儿，随后扬脸问伍海量：
“如果工人不肯干呢？”
“那就得宣布，不干不发工资。干多了提成给钱，但必须保证质量。这一下不单能干出两万，我看能干出三四万，厂里赚钱，工人也能多拿钱。工人们准干。您刚才问我生产潜力如何，如果拿眼一盯，处处都有潜力，人人都有潜力，整个社会更是有无穷的潜力。可是我们这套把自己卡得太死了，有潜力也用不上！”
“说得好：很好！”贺达激动得突然一下子站起来。冲动使他不能平静。他在屋里来回急步走着，边走边说：“这样干明明很好，为什么不这样干？彩蛋可以，羽毛贝雕可以，植绒浆印也可以．干部不干正事，不干公事，就辞掉他！你想，这样厂子一下子就会增添多大力量！本来就应当不劳动者不得食嘛！马克思也没讲过，哪个人可以不劳而获，或者不计劳动多少，报酬完全一样。如果不改变这种僵死的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规定、章程，我们就只能当撞钟和尚，靠着惯性向前滑行，那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畸形的平等社会。一个社会如果处处封锁自己，不是处处解放自己，渐渐就没有活气。困难的是，几十年我们一成不变，连突破点都找不着，甚至担心突破，害怕突破。怕突破会出乱子。可是没有突破哪来的创造？马克思决不会希望社会变成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推动社会发展，就因为它的灵魂是不断革新的。”他看了一眼伍海量说，“拿你们厂来说，就要敢于这么干一下子。变！”他说得激动极了，晃动的眼镜片象风里没关严的两扇窗子，一闪一闪发光。
伍海量有些吃惊。这个看上去沉静文气的书生，居然能说出如此有气魄、有雄辩力量的话。这些话和自己心里积存已久的许多想法碰上了。心里的想法一旦受到外来的相同东西的撞击，当当发响，把他自己震动起来。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个工人嘴里，他最多只会有所感触地叹口气罢了。但这是出自公司书记之口。这只是他个人想法，还是上边有了什么新精神？小百姓要求再强烈也是空的。即便公司书记也是白搭，他有多大权力？他一个公司书记能改变一座大山似的整个社会的面貌？于是这矬子涌起一种渴望，他真希望更高的一层领导们也看到这些，顺乎国情民意，那么生活就会象大江那样翻滚起来，而且一泄千里，万阻不止。
可是当这矬子思绪的端头一触到厂里那坚硬、纠缠不清、死疙瘩般的一团事，心儿就象云遮月那样暗下来，不觉说：
“我完全赞成您这些想法，但决行不通！”
“如果我非这么干呢？”贺这对他的话并不怀疑，相反用一种挑战的口气问他。这话听起来，仿佛有种给自己打气的意味。
“失败等着您真的：因为这里边事事关乎大局，不是您一个人力所能及的。”
贺达笑了，好似地把伍海量这几句话反来覆去都考虑透了。他说：
“如果咱们卖卖力气，解决一两个问题并不难。可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整天解决那些本来不该出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是不断寻找和解决新问题，而不是总去和那些没完没了的同样的老问题纠缠不休。这根源在于我们这愈来愈顽固的漏洞百出的老一套。因循守旧，这本是封建时代养成的惰性，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些共产党人也学会了。哎，你怎么总笑，你说对吗？”
伍海量微笑着，笑得无可奈何，好象听一个幻想家在忘乎所以地发表美妙而空茫茫的演说。他这表情使贺达不自觉停住口，转身望着窗外春光普照、依旧料峭的景物。陡然，他好象也被一个巨大的什么问题难住了。是不是热烘烘的脑袋一旦冷静下来，不可抗拒的现实就透现在面前？远远的，一群鸟儿飞起，在低垂的云层下被挡住。他觉得自己就象那群鸟。他为什么象那鸟？他不知道，也没去认真想。一时空空任了一会儿，转过身刚要说话，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一听，面露惊骇表情，沉一下便对着话筒说一句：
“你们就说我说的没有公司党委决定，那八间房任何人都不准动。搬进去就算抢占。你们明儿一早来公司上班。还有，你办完事先马上回来一趟。”
他放下电话，问伍海量：
“邢元是什么人物？”
伍海量不知厂里出了什么事，答话象问话：
“厂里的司机呀！人挺热情，就是性子没准，脾气又大，挺难对付，怎么？”
“脾气大，性格不好吗？”
“如今俗话说，听诊器（医生）、方向盘（司机）和大秤杆（售货员）这三种人最吃得开。有人求，脾气就大点。”伍海量说。
贺达皱皱眉头，仿佛不喜欢听这种话，转口问：
“他跟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