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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王洪文传-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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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

  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

  斗争,日紧一日: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

  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

  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

  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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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

  结识王秀珍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

  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

  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

  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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