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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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
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
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披露：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问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
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十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稀奇的是，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别人代填的！然后，陈阿大照抄，填了另两份。这三份“入党志愿书”，他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里。直至他锒铛入狱，这三份“入党志愿书”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斗中查出。
王洪文手下，有五员大将，人称“五虎将”。陈阿大是其中一员“虎将”。另四员乃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在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
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一九三八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
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一九六八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
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渐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一九六八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孝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孝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待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