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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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没有入党，就进不了‘核心力量’。在所有的权当中，党权是最核心的。你不是党员，怎么掌党权？
你夺的权，就不稳固，迟早会落在别人手中。
“吸收优秀的造反派人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者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部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
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和厚爱。
陈阿大其人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理“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
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一九五七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
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
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申请书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
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一九六五。6。29一九六六年一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
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