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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王洪文传-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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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

  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后发制人“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

  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解福喜之死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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