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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王洪文传-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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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

  ‘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

  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

  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

  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

  充满辣味的“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

  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

  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

  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

  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福州路事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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